问题三：民间组织属“官”而不属“民”。

　　媒体和与舆论对世华会的种种“揭老底”，目的无非是要说明，世华会无资格去运作“非洲希望工程”这么一个大项目的。

　　假如世华会没有资格去做“希望工程”，那它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慈善是否都应由官办机构垄断，民间组织是否可以涉足公益。

　　理论而言，这肯定没问题，但实际并不这样。中国的公益和慈善活动，大多是由官办机构组织、发起和主持的，即使纯由民间组织做的慈善公益活动，也往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和批准。这反映了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深度不信任，从而造就了一个怪相，即中国多数的“民间组织”，其性质属“公”而不属“民”。换言之，表面上或名义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却是公办的，至少是民办公助，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民间可以出资办公益组织，但必须挂在国有的机构名下，这个国有机构是它法律上的主办单位，否则，就面临着法律上的尴尬，因为按照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条例，没有主办单位是非法的，随时可以遭到政府的取缔。所以，严格来说，中国并不存在国外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几乎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是官办“民间组织”。

　　既是官办“民间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因袭了一切官僚组织所具有的通病，即只收费，不服务；或者提供劣质的服务。红十字会就是个案，其他的“民间组织”也好不到哪儿。另外一个弊端，则是“民间组织”并不代表民间的利益。民间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作为不同民间利益的代言人，即使是从事公益的民间组织，也有着其主办者的利益诉求。而种种不同民间的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全社会的利益。所以，若民间组织不代表民间利益，它事实上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假如官办“民间组织”做不到以上两点，就需要真正的民间组织建立起来。就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而言，乃迫切需要大量民间组织的存在。因为转型的复杂性需要民间组织发挥作用，以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某些服务。当然，民间组织在其运转中，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如目前的官办“民间组织”一样，只收费不服务。这一方面有赖于不同民间组织的竞争，提高其服务效率；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从后者来说，当政府不办各类公益慈善等“民间”机构时，它就可以腾出时间来进行监管，而且由于不涉及到亲疏之别，监管起来也可做到一视同仁。民间组织的各种乱像将可大大减少。

　　因此，我们必须破除沿袭已久的民间组织由官办的做法，既然社会需要民间组织的真正存在，其主办主体，就是社会各个行业和阶层的人士。企业和富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自有权利办民间组织，特别是考虑到企业和富人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在现阶段，更负有建立民间组织之责。而富人所办的民间组织，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如果也为富人说话办事，其实也很正常。

　　问题四：企业家要有实业，不可成为掮客。

　　在“卢美美事件”中，媒体和舆论揭露的一个问题是，卢氏父女并没有实业，而是靠世华会办会展、收取会费等方式来生存和赚取利润，成为亿万富豪的，甚至世华会本身就是一个空壳公司。一个号称企业家的人不办实业，靠做掮客来成就一番所谓事业，为人所不耻，进而把卢氏父女归为骗子一类人物。

　　不管卢氏父女是不是骗子，世华会是不是皮包公司，单就此种看法而言，是十分陈旧的。企业家为什么就一定要有通常意义上的实业？再进一步，办会展不是一种实业吗？在这里，我们必须拓展实业的范畴，并对会展等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和认识。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本国经济的比重，一般都高达60%以上，而我们这一数字根据最新的统计，只占41%。另外，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一般是以金融等高端、现代的服务业为主，而我们则是以低端、传统的服务业如餐饮等占主导。高端服务业也称为生产性服务业，即围绕生产而产生的服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服务业称为实业。它是一国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来说，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会展无疑属于高端服务业之列。所谓会展，是以会议和展览、展销为运营载体，创造价值和收益的一种经济行为。在国外，会展已成为一门产业，与旅游业、房地产业齐名，并称为世界“三大无烟产业”，由此构成的会展经济也被公认为高收入、高赢利的经济。国外发展会展经济既可由政府去推动（如德国和新加坡），也可由市场去主导（如法国、瑞士和香港），还可由协会去推动（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当然也有政府市场结合型（如美国）的模式。

　　中国最近几年来，会展业和会展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后，会展业有了一个长足进步，形成了几大会展品牌，如两年一度的北京国际车展、博鏊亚洲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开始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总的来说，包括会展业在内的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得还很不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颇大。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服务行业门槛高、管制多、垄断经营、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低等。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是思维意识障碍和政策扭曲在做怪。比如，我们对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实行高度国有垄断经营，将本来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服务部门由国家专营、牢牢控制，国家办服务业，如同国家办企业一样，会严重抑制竞争，导致服务产品少、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差，既阻碍了服务供给者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又制约了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因此，亟需打破对服务业的官办垄断和管制，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服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