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会展等服务业既是通过收费来体现服务，那么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存在只收费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的情形，存在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客观说，这种情况无论在官办或民办的会展业中都存在。对此当然应该批评，并督促改进，但不能由此就否定收费服务的合理性。否则，会展业以什么生存？总之，必须加快包括会展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官办和民办争相竞逐的局面。

　　问题五：为企业政商攻关乃是不道德的行为。

　　这一问题与前述四有关，在对卢俊卿及其世华会的批判中，有一个相当带有正义感的理由，即卢俊卿和他领导下的世华会实际已经蜕变成一个公关公司，卢本人游走于退休国家领导之间，挟权力蛊惑企业家谋取钱财，已成为一个十足的政商掮客。

　　媒体和舆论的批判，其隐含的潜台词十分明显：卢俊卿帮助企业攻关政要，不仅仅是为收取企业费用，而是本身为了建立一个政商同盟的利益关系，并通过这种同盟，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是不是真的存在此种情况，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如果存在，当然不仅要批判，还要受法律的严惩；否则，就是一种严重的道德指控。

　　撇开此点不谈，政商攻关是否就一定不好，政商掮客是否就一定不道德，从而需要加以批判和阻止？不能单纯从表面来看待该问题。从古至今，有人的地方就有公关。市场经济下，企业公关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公关当然主要是对政府，因为政府有权，这点在东西方都一样。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专门发展出了一门游说产业。比如，美国有强大的院外集团，美国政府的高官，当他不做官后，往往被企业和院外集团聘用，作为游说美国政府或国会的“掮客”。只要游说的过程不违法，游说行为就是正当的，哪怕因此损害弱势阶层的利益，顶多从道义上谴责，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种现象。所以，“掮客”在西方是作为一个中性字来看待的，并不像我们这里包含一种贬义。

　　如上所述，企业之所以要向政府公关或游说，是因为政府掌管着经济发展的“牌照”，这个“牌照”给谁，谁就可能会形成市场优势，并最终带来滚滚利润。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公关公司都把它们的核心业务对准政府部门和政府高层的的原因所在。西方一些大的公关公司不仅帮助本国企业公关本国政府，也帮助他们公关外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中国的企业自然更不例外。媒体和舆论之所以要批判“掮客”和企业公关这种现象，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受传统文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影响，“掮客”是牟利的，自然是小人，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它一直是受批判的角色；二是受庸俗经济学影响，认为企业要发展，应该去找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三，更重要的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过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过多和过严，但另一方面，无论对政府的权力，还是对公关和游说，都没有一个有效的规范，缺乏实质性的规则和法律制约，从而无疑使得中国的公关存在着更多灰色的东西，权钱交易现象普遍。后者确是一个事实。因为政府主导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比起西方国家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企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政商环境更加严峻和恶劣，从而客观上也就更需要有人去帮助它们公关，获取发展资源。

　　因此，如果要减少“掮客”，使得企业不必花更多时间和金钱用在政府公关上，前提是缩小政府的权力，并严格约束政府；同时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放松对企业尤其是民企和中小企业的不必要限制，给它们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除此外，就是为企业的公关活动，为“掮客们”建章立制，进行规范。做到了这几条，虽然杜绝不了企业的公关活动，但至少可以大大遏制公关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减少腐败。但也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法制多么健全，市场多么完善，公关现象不可能消失，只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一种减少企业搜寻成本的活动，公关和“掮客”的存在事实上就是有必要的，而且，适度的公关也将会提高企业的效率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