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几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的怨气逐年累积，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有一个现象，现在中国大陆的公益基金会都不敢说自己需要提取管理费，否则一帮网民就来怒骂贪污。全世界的公益组织没听说不要管理费的，而在中国，网民居然要求搞公益的不收管理费，没有管理费，专业投身公益事业的人吃什么？这种苛求很可笑。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国情培养的畸形国民心态，纳税人的税费，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养活庞大的政府，真正被用到人民群众身上的比例相对来说很小。中国的教育经费从未达到GDP的4%，而公款吃喝的比例却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纳税人的贡献，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用来养公务员了，面对这种情况，公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大家突然发现，做慈善事业的公募基金居然要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还有10%。于是大家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这些公益组织的头上，说他们是贪污腐败。民众对于慈善事业的这种苛求，就像是工作上受气但忍气吞声的老公，回家通过打老婆来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种偏狭的正义感，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迎合公众的情绪，理不直但气壮地充当意见领袖；另一种是努力去平衡过激的社会情绪，即使面临着自己受伤害的危险。到底作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心底的召唤。

　　一定会有人民群众骂你，说你居然不支持我们的正义诉求，没良知！但我觉得偏狭但是亢奋的正义感，是廉价而且有害的。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当年是如何做的。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说，这女人犯了通奸罪，按照摩西律法，当被乱石打死，就像现在塔利班搞得石刑，问耶稣，你说应该怎么办？耶稣却弯着腰在地上写字，不理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断追问，耶稣就直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就接着弯下腰在地上写字。听到这句话，大家一个一个全走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这时耶稣直起身来对她说，你走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这段《圣经》让我感动的不止是耶稣的情怀，包括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式的自省意识，耶稣一点就知道羞愧了，这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当时那一群人，没人说耶稣缺乏正义感，没人骂耶稣，你为什么护着这个女人？你肯定是这个女人的奸夫吧？要是今天的中国网民，就会有人这么说。

　　耶稣在众人走后，跟那个女人说不要再犯罪，说明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但他反对大家狂暴地宣泄正义感。耶稣的选择不仅代表了真正的正义感，而且也包含了很高的智慧。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我担心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就去扔石头。结果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向那女人砸石头。为什么呢？好表明自己道德立场，以示划清界限。

　　这是不是很荒唐？但这种荒唐，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彻底。那个时代，毛主席整天在他全国各地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看西方电影，读《金瓶梅》，和文工团的女孩跳舞，没人敢说什么。社会上却人们以清教徒式的道德洁癖疯狂地批斗某个所谓“地主”，“走资派”，原因可能只是他被揭发一顿吃了两只鸡，或者在家里雇了个保姆。这种“正义感”的背后是一种焦虑和恐惧情绪，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和正直，才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中国人，道德都很亢奋，但在我眼里，那个时代的道德最为堕落。

　　我在今天的中国又看到了这种倾向。在“卢美美事件”中，人们在网上痛骂卢俊卿搞得华商大会，有商人也有官员参加，那就是拉关系，搞官商勾结，以表达自己鲜明的道德立场。而这些恨不得汉贼不两立的声讨卢俊卿的人有没有反问过自己？在中国这个体制下，你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小孩上学还是老人看病，谁没拉过关系，或者试图拉过关系？如果耶稣在今天的中国，也会说，你们如果谁没拉过关系，就去对卢俊卿吐口水吧！

　　我们不去思考到底是什么体制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反而抓紧一个个人不放，卢俊卿害了谁么？他是拆了谁家的房子？还是抢了哪里农民的地？还是欺负了街头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还是贪污了大家的公款？他想帮非洲孩子盖学校有罪么？要将他打得抬不起头来。这样做就能使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有所提升吗？我对此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