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管物与金，并送到前线，1938年夏秋之交，秦邦礼受命开办了“联合行”(Liow &Co。)，公司位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地点仅相距几百米的香港干诺道的冯氏大厦，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合”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个人名字相关联，更像一家私人公司，利于隐蔽，这名字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的批准后开始使用了，秦邦礼当时的电报用名是杨琳。

　　1942年春，香港八办撤到广州，5月30日，廖承志等被捕，杨琳携款离开广州，历经危险于10月到了重庆，完成送款与汇报工作，并在重庆八办工作了几个月。1943年春，周恩来让他回华南一带继续经商，要他“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杨琳悄悄回到广东，把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并一直沿用到去世，他在香港重新雇工，让联合行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在曲江开办庆生行，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通过公开合法的商业活动，为党提供经费。1944年9月，桂林沦陷，公司被查抢，杨琳率部分员工开始了再次逃难的历程，辗转到梧州经营桐油出口和百货进口，此时，联合行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出口和进口手续、出售桐油，联系进口货物，并负责兑换国币和外汇，结算账目。日军投降后，杨琳向周恩来等汇报，尚有1000万的货物，在那个钞票未贬值、商品紧缺、有货就能赚钱的战争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资产了。

　　1946年秋，国共“和谈”破裂，杨琳被召到上海，接受周恩来赋予的新任务：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回港后，杨琳把“联合行”改名为“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合公司”，在德辅道香港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赁了一个写字间，还注册了“天隆行”，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两地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