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头田狗妹”是我的大舅。舅舅走了，享年56岁。4天前，他昏迷在那条走了一辈子的山间小道上，再也没醒过来。父亲在县城来电告知我时沉闷地骂道：“一辈子不起色的货，这回竟被一根二三十斤鸟大木头压倒了。”
    
　　山里农民  写得一手漂亮行楷
   
　　大舅大名董金妹，打小体弱多病。外祖父担心他夭折，遂取偏名“妹”字，为双保险起见再取土名“田狗妹”。
   
　　对于大多数养尊处优的城里人来说，5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可在山风苦雨中穿行的舅舅，却似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老头”。尽管舅舅羸弱得如田埂上的秛谷草，却是一个为四乡八邻熟知的人，提起“林头村田狗妹”无人不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村里极少数上过高小、能学以致用的“知识分子”。舅妈嘴快泼辣，舅舅一生窝囊。
   
　　逢年过节，村里红白喜事，舅舅那一手深得赵体浸淫的漂亮行楷便派上用场了，这成了他在村民中能挺起腰杆的惟一理由。
   
　　中秋月饼  他留着新年吃
   
　　现今停放舅舅遗体的老屋，曾是我出生的地方。与他的感情源于那根植于土地的牛车犁耙、地瓜米和青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远离上山下乡的父母，在舅舅家寄读，他履行起一个“亚父”的职责。
   
　　在我学习烈士革命张思德烧炭，却把全村过冬的木柴烧成灰烬后，舅舅只好提着我的耳朵挨家求情：“父母不在，小孩无知，原谅这个城里人吧。”在他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和求情声中，我第一次觉得舅舅是那么得矮小。
   
　　1980年，我离开舅舅回到县城上初中，此后历经考大学、工作、结婚。我前进的每一步，都让舅舅觉出艰辛。他总是一次次拒绝我的接济，或是进城治病的请求。
   
　　有一年元旦，我回老家探望舅舅，他馏了几个月饼给我吃。我正纳闷这时节怎会有月饼，舅舅“嘿嘿”一笑：“都是中秋时你托人捎来的，舍不得吃。”
   
　　在一次被家酿的地瓜烧暖透了身子后，舅舅拍着我的肩膀道出心里话：“小子哎，你比我不容易。你一个文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弄不好喝西北风，我好歹还有几丘田。如果混不下去，舅舅匀一半田给你种。”
   
　　舅舅，有了您这“一半田”，从此我不惮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