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准备干涉的同时,日本还企图以“防共态度更加鲜明”为切入点,竭力“指导”中国扩大内战。日本陆军方面首先指责张学良为“叛徒”,说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日本政府则命驻华使节多次到南京政府“慰问”蒋介石的安危,并借机打探情报。另外,日本政府授意正在配合日军在绥远率伪蒙军与傅作义部交战并连吃败仗的“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害国民党政府“讨逆”,更愿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反共”,共同“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也公开表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表示日本方面将“不惜给予援助”。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会见中国记者说:“对于日本与中国,于此时应向扑灭容共主义之道上进行一事,不惜予以满腔之支援。”

　　19日,蒋介石在西安安全的消息证实后,东京开始对蒋鼎文携回南京解决事变办法的内容加以讨论。日外相有田邀许世英谈话,对中国政府处理西安事变的方案表示“深切关心”,希望“以私人友谊资格,获得若干消息”。许世英则回应道:“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24日,日大使又到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见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告诉他:“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全国的团结抗日开辟了道路。这一结果完全出乎日本当权者的意料,使广田内阁对华政策陷入黔驴技穷的境地。(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