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激昂呼声的影响下,在西安进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也完全出乎日本统治集团的意料。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此事,有的报纸甚至说蒋介石“已被杀害”。在消息不明确、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13日下午6点,日本外务省在外相官邸召开紧急首脑部会议,判断情势,并就今后对华方针交换意见。会议认为,“事件对日本影响甚大”,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遂决定“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坚持公正态度”。

　　12月1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进宫,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向天皇详细陈奏。而日本陆军省则拟定所谓《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宣称“仍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并称如果“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就“应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卫权”。

　　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做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机耳”。

　　接着,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会商对西安事变的对策,讨论的中心是14日陆军省所拟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陆军省企图趁西安事变的“好机会”,“力求其实现”吞并华北、扶植内蒙古傀儡政权进而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将防共协定的范围推广到(华北)五省”,“把绥远政权引向反共”;西安事变如造成对日空气恶化,侵害日本侨民和权益,“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自卫的手段”。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则主张慎重,他认为:此际以武力强压中国,将促进中国在“抗日容共”上实现妥协和统一。与此同时,日本还作出了武力干涉的准备。日海军省发布绝密令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舰空队和三个大队的特别陆战队也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变”;并向上海、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使上海日军人数达到2400名,汉口达到300名。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