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 熬

　　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

　　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

　　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称此次改革将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延安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而大楼里则少人关心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都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

　　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两会”后，大楼换了新部长，这一变化似乎有了缓兵不动的理由。

　　刚刚履新的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像开车一样，踩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

　　新部长上任伊始，就在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体操作部门，但他们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还要操心自己命运。

　　大楼中的领导采取以静制动的政策，别的部委精简人员都相继动起来了，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是干脆，相当一部分年青公务员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很理想。而大楼里则心存侥幸，以为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观望。

　　煎熬的感觉让薛剑痛苦不堪。“我们都疲惫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

　　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家都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希望避免成为分流名单上的人。而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这时候万一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吃亏——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

　　不独这栋大楼，现在财政部的中层干部当年的科员吕青（化名）说，传出人员精简的消息后，部里人心惶惶，基本小半年没心思干活。“有关系有能力的人肯定留，那些只有关系或只有能力的人最紧张。”

　　其中一个部委的人回忆：找关系送礼的事情过去只有耳闻，当时则时有目睹。

　　从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蒋琦则将这场机构改革比作国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着什么，说不好听一点，你下岗了。”

　　那场机构改革在国务院层面不但包括部委，还涉及意图政企分开的很多央企。比如，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在机构改革期间，仍负责管理原公司所属企业，待组建企业集团之后，再实行政企分开），该局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改革方案，由中编办和该局抓紧商定后，报国务院审批。

　　“经历机构改革的感觉是非常震撼！觉得四周暗流涌动，而自己却身无所依。”该公司的老干部郑锡说，“我们的改革来临得非常突然，总公司在两会后被突然要求解散。”

　　郑锡说，在最终的人员变动决定没出来之前，筹建负责人家的门到晚上人多得推不开。当时在外面挂职下放锻炼的干部吓坏了，赶紧跑回来问情况。领导就说单位肯定还是要你们——下放锻炼的干部多是厅局级——精简很少能影响到这一层面。

　　落 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饶是如此，这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薛剑所在的部委也有这么一位闹自杀的主。这位军转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身无长处，要是部里分流他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声称一旦被分流就从12楼办公室跳下去。

　　薛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机构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而要改变政府职能则首先应改变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不可讳言，在那个时候乃至延续至今，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在大楼里做过三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也自然做过紫袍加身、开府封疆的白日梦。那个挤在纪委传达室看朱镕基答记者问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的王贤亦如此这般痴迷权力游戏，他那时的抱负是“50岁之前做到中委”。

　　在中国，政府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影响过于巨大。吊诡的是，不久之后电视中那个王贤倾慕不已的大人物紧接着发动的改革让他30岁之前就远离了官场。

　　薛剑在大楼里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公文，这活说简单则简单，说难则难。一些干部终其一生，就在钻研这事。

　　薛剑午饭后会玩一回电脑游戏，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毕回到办公室，干点杂活，等着下班。那些日子，电脑游戏《仙剑奇缘》正风靡全国，这座令人仰视的部委大楼也概莫能外。“我想，每个人都有李逍遥（游戏主角）初出江湖时的豪情万丈，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样的不得已。游戏over时，我流泪了，不敢再去玩一遍。”离开那座大楼后，薛剑就再没有回去的想法。

　　一箭之地外的蒋琦则已经在期盼着离开的那一天了。

　　他仍然记得离开会议室的那一刻，心中仿佛听到落槌之音，他知道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国务院文件的形式通知各个部委单位，开会的形式传达到每个个人，部委里边司局有一个统一的会议，然后是各司局开。”蒋琦说，夏天一过，他终于可以离开了。

　　等到1998年10月，大楼的精简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机关公务员由420余人减少到270人。

　　尽管之前，大楼里的头脑也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考试主动分流，但大家都憋着，无人响应，最后硬是没一个公务员主动离开。

　　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成为“三环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们这些科级干部占据。

　　此时，坐在“三环路”的他依旧幻想这若是有一天提拔为副处长，第二天开会他会自觉地递进到“二环路”上坐定。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结束了“中委”之梦，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的王贤说。

　　分洪区也不是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也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财政压力，很多事业部门财政主要是靠收费，比如王贤分流去的那家，国家给30%的经费，其他靠收费。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薛剑那个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这样就不占编制名额。

　　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对具体办事者来说，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但是这场惊心动魄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并没有出现曾经预想中的尖锐矛盾。就像官方学者声称的那样，上世纪的几次机构改革已为冗员安置探索出了宝贵经验。

　　大楼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薛剑这些被分流者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还高兴，她对薛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后来薛剑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种种政策和财物来赎买分流干部放弃公务员的资格。而被分流的公务员，大部分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罢了。”薛剑说。

　　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纸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