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高考权利问题，最根源的是因为户籍制度吗？

　　周洪宇：不完全是，户籍制度是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一个是户籍制度，主要还是流入地那个城市教育的资源，经济实力制约了他能够放开多大的量，要算帐，要平衡，特别是他要接受原来城市居民教育的方面，和新来人的平衡。

　　换句话说，城市也担心财力支撑不了，同时还担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冲击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特别是高考。因为流动人口子女到城市，都是到大城市，到教育资源非常好的地方去，比如北京、上海，有很多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城市要非常慎重地考虑。

　　今天有一些不公平，社会的、教育的，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里面有政策过去导向的因素。地方教育资源可能首先要保证当地子女的教育问题。

　　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一定要得到保障，这是教育公平的目标和方向；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又确确实实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就不做，我们就等着，就观望。因此也需要代表委员，社会各界来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想到一些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建议，下一步，外来务工人员有暂住证、就业证；又征得学籍所在地同意你在流入地读高中；要参加当地的中考，达到高中录取的分数线才达到标准；必须在这个地方参加完三年的高中，学籍在这个地方，才可以参加高考。

　　当然至于他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我建议还是逐步解决，因为有些地方实际上对当地的学生是有优惠政策的，因此可以考虑先不享受优惠，不要过激地冲击这个原有的既得利益，参加考试，让他先能够考，然后他可能比其他当地的考生多一点高一点分，但是他有权利了，然后再过两年再往前推，最后经过若干年他可以平缓地过渡。

　　主持人：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制度如果要改革的话，它冲击的是一个现有阶段的利益平衡，所以它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工作。

　　周洪宇：对。它不是政策造成的公平，这个政策本身也是一个现实导致的，它和现实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它加剧了这种不公平。

　　王振宇：我觉得高考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源分配有历史的原因了。

　　主持人：户籍是不是最主要的拦路虎？

　　王振宇：这是一个深层次或稍微浅层次的问题，如果深层次说，比如户籍跟很多公共政策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很扭曲的一些东西，比如跟教育，跟医疗，跟社保，跟其他都结合起来就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户籍不跟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那可能问题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户籍制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这些资源分配，公共福利，它都是由户籍造成的，当然完全归结于户籍，也不是那么简单。

　　主持人：就是表面上看，像都是它惹的祸，但实际上是资源分配更多的问题。您认为对这个问题最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法是什么？

　　王振宇：其实一般我们做律师来说，可能有两种救急方式，一种是事前救急，一种是事后救急，事后救急就是打官司了。但我们不赞成这样，最好的方案不是诉讼，还是政府部门，当年做过承诺的，出台过绿卡政策的这些政府部门，为了现在这个局势来做一个回顾，然后怎么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

　　主持人：您说的是针对这一小部分人，实际上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要解决这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子女的高考权利问题，您觉得什么是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呢？

　　王振宇：我觉得如果长远来说，其实还是把教育资源分配和户籍要分开，这应该是将来的一个趋势；现在的问题就是调整现在的政策，有学籍了，读了初中高中之后就可以在这儿报考了；如果不能接纳参加高考，要提前告知，这个是最最底线的要求。

　　主持人：王代表，您觉得呢？

　　王元成：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全国，需要国家来统筹，需要国家来统一出台调节这种不公平，或者调节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矛盾，所以国家需要出台一定的政策。国家出台的这种公共政策可能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你说单独哪一个市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现实。

　　主持人：还是国家出面。

　　王振宇：对，那是最理想的。

　　王元成：实际上户籍制度，如果把这个户籍制度上面附加的各种各样功能，或者各种各样福利功能，如果都剥光的话，那可能问题就变的简单多了，可能障碍就小一些了。

　　王振宇：可能就不是户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