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江区交通局法制科科长刘用升走出法庭时说：“据我所知，郑炳森此人告政府部门已经很有历史，每次理由基本都相同，最终的结果也都是庭外和解。听说有些部门会象征性给他点生活补助。很明显，他的用意也在于此。”

　　仓山城管法制科副科长曾宇却介绍说，今年3月底郑炳森状告仓山城管局，仓山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方仓山城管胜诉，驳回了原告郑炳森的诉讼请求。之后郑炳森又上诉到福州中院，最终又撤诉。

　　曾宇透露，他们做了郑炳森的思想工作，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庭外和解。因考虑到郑炳森生活困难无固定工作，他们还给了他生活补助。

　　“庭外和解不代表部门输了官司。”李维俊仍认为，国家行政机关有权在对方涉嫌非法营运时，对其车辆进行扣押，且市民也有义务配合调查。既然是义务，就不存在市民索赔的问题。

　　仓山法院一名法官表示，该院审理郑炳森起诉仓山城管局一案时，最终驳回郑炳森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城管部门只要在公民涉嫌非法营运时，有权在规定期限内对公民财产进行扣押，以此来进一步查明违法事实。而郑炳森就因政府部门为调查扣其车，而向对方索取经济赔偿，但法律上并不支持。

　　既然官司未必会输，被告方为何又以选择给予原告困难补助来庭外和解，而不是将官司打到底？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国家行政工作人员道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法规本身缺乏可操作性，执法过程存在取证设备、权限的局限性，都可能给执法对象留下把柄。因此不管原告是否有理，一些部门可能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输了官司更难看的心理，最后选择了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