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靠媒体和民意“围观”远远不够

　　事隔两个月,上花人民会场被拆除事件似乎有了结果,该问责的已问责,但是保护性工作何时能够启动,修复的成效到底如何却还是悬在空中。上花人民会场在第一次面临拆除时,是一对喜欢文物的夫妇造访,及时举报阻止,拯救了她。可4年之后,上花人民会场又再次遭遇不测。不少文物保护者向记者坦言,被拆除了三面墙体的上花人民会场,如果不是被媒体关注,很难保得住仅剩下的门面,更难以复建。

　　在上次前往采访上花人民会场时,记者没有看到任何标识提示它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我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有22926处。

　　对于普通人而言,很多不可移动文物可能只是不起眼的老建筑、老物件,它们的价值并不被人所知,更说不上保护,它们还处在等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身份认定的过程中。

　　我们不知道,文物部门对那些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有没有去追查是否及时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为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挂上普查登记文物的保护标志呢?查阅省文物保护局的网站,通过搜索引擎,没有发现我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名单,更无法得知这些文物现状。

　　一直以来,不少文物的保护总是陷在媒体和民意“围观”的模式中:在拆毁破坏悲剧发生之后,因为媒体的关注、民意的关注,得到重视后政府部门才补位做好后续工作。这一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民意的关注需要借助文物破坏本身来实现,而文物作为不可复制之物,民意即使关注,有关部门即便及时介入,也无法弥补文物历史价值的损失。就像上花人民会场,再如何修复都不再是原来的上花人民会场。

　　本来就应对保护文物责无旁贷的有关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经常会“缺位”,“需要保护的文物太多了,公用资源跟不上”,这样诉苦尴尬而又沉重。

　　(福建日报记者 张颖 徐占升/文 关建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