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市震后是一个“站立着的废墟”，急需重建的是学校、医院、自来水厂等公共服务设施，上海援建方把这些工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结合当地农村的特点，协助当地农民打造了10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并为其产品进入上海大市场开辟了“特别通道”。

　　广东省负责援建汶川县，他们把目标任务再分解，13个市分别援建13个重灾乡镇，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只确定大原则，“规定动作”是统一的，“自选动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当地党委政府都把“一切让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组没有贸然开工建设，而是专门成立了民意调查小分队，挨家挨户地走访、征询意见。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恍然大悟，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新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如今，这座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体育馆已矗立于滔滔的岷江河畔，高低起伏的白色屋顶如同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条块相间的红色图案如同美丽的羌红传递着幸福与欢乐。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出现矛盾纠纷，也靠群众解决。

　　距震中映秀仅一山之隔的汶川县银杏乡，在地震中损失惨重，绝大部分房屋损毁倒塌。村里有8户农民的住房损坏较轻，通过维修加固仍可使用，于是他们分别领取了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维修补贴。然而，他们后来发现重建户可以领到近2万元的补贴时，觉得不公平。当地党委、政府多次做工作，效果甚微。最后，乡里启动了该村“一事一议”程序，召集全村人投票，结果其他村民都不支持给他们增加补贴。在群众意志面前，这几户农民无话可说。

　　气壮山河的灾后重建，显示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从普通灾区群众到各地援建者，每个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这无数的涓滴之力，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不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展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科学重建”，“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灾区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论断，化作千百万人的实践。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全市12万户农民受灾，近8万户房屋倒塌或损毁，需要重建资金100多亿元。这对县级(市)的财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农民自身也无力承担。

　　钱从哪里来？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农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与“城里人”张先生联建，由张先生负责出资建两幢楼房，两人各得一幢。王全没掏一分现钱，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楼房。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成为当地农民新生活的梦想之地。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