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中，还是及格？不是考试得分，而是政府五年大考评判。

　　现在是“两会”进行时，“两会”后新一届政府就将走马上任。如何评价本届国务院过去五年的成绩？本届国务院所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是否实现？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如何？本届国务院的最大政绩是什么？最大收获是什么？有哪些发展经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杆秤，学者也不例外。

　　就在两会召开之际，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为首的研究团队发布了名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2002-2007年)——兼评第十届国务院》的国情报告。

　　该报告利用目标一致性方法，对过去五年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本届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独立的事后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情况；“四农”(农业、农民、农村、农民工)问题进展；就业、教育、健康、社保、住宅五大民生问题改善情况。

　　报告给予过去五年的中国政府以很高评价。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报告认为“过去五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不仅达到历届国务院最佳水平，也是同期世界各大国表现最好的国家”。在绝大多数宏观经济预期目标得到实现，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同时，也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节能减排取得初步进展。

　　为论证其观点，报告列举了大量的具体经济指标，例如，中国GDP总量从世界第六位提高到了第四位，已接近德国；目前中国是世界农产品产量和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为美国的1.85倍；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一大国，是工业增加值第三大国。对外贸易总额世界排名从第六位提高到第三位，而且官方外汇储备总量世界第一。

　　而在整个近现代中国，一直扮演着“大难题”角色的农业问题(胡称之为“四农”问题)上，胡鞍钢教授认为过去五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卓有建树的五年”。

　　在他看来，过去五年，中国发展进入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加速的新阶段，同时也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新阶段，农业人口加速下降，中国从世界农村人口第一大国变为第二大国。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粮食连年增产，成为世界谷物生产与非谷物生产的第一大国。农民收入进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的时期。

　　另外，在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民生问题上，胡鞍钢认为过去五年的民生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列举了大量的数字和事实，并进行了一定的跨国比较之后，胡鞍钢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优等生”，“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这也是一份令全世界羡慕的成绩单”。

　　本报记者在通读报告之后，在温家宝总理发布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对胡鞍钢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持续发展时间应在40年

　　《21世纪》：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除了2007年开始出现的通胀之外，总体上是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影响扩大的五年。但在中国经济界和政界，一直有关于中国经济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增长的担忧。而在经济史上，前苏联和一些亚洲国家也曾高速增长，但后来都遇到了瓶颈，而美国却实现了持续多年的增长，那您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前景怎么看呢？

　　胡鞍钢：我觉得中国和这些国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似之处是，美国经济起飞是1870年到1913年，大约是4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4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个是“四小龙”和日本，日本高速增长的时间比较短，大概是从1950年到1973年，平均增长率为7.2%。从增长速度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现在的中国状况差不多。

　　但从不同点来看，最大的不同点可能还是人口。美国187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是4200万人，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是8200多万人，“四小龙”一共是7000万人。但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是9.6亿人。因此，中国可以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实现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和美国也有不同。美国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所有的大国，只是跟德国比较接近。而德国由于处在欧盟的中心地位，因此它在欧盟内部的贸易是非常多的。假如扣掉内部贸易，那么它的外贸依存度又不会很高。所以中国的大国外向型经济是比较独特的。这意味着什么？前面的人口多意味着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使得发展时间比较长。外贸依存度高意味着可以利用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利用自身的低成本来进入这个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在人均收入那么低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大制成品出口国的原因。

　　第三，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发展。这“五化”同时在一个国家出现是没有的。比如美国，这“五化”是按照顺序来走的，而且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只有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这“五化”是同时进行的。例如，1990年美国的互联网用户是中国的1700倍，但今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

　　我也在反复问自己，中国的发展可不可持续？时间已经证明了30年没问题，超过了日本的23年，但还没有超过美国的43年。我个人判断，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时间应该在40年左右，但是这40年平均的增长率是7%，还是8%，这还要讨论。

　　不过我觉得未来具体的增长率并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根本的问题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重要。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式，不转变就不可持续，转变就有可能可持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问题今天我回答不了你，再过十年，我可能还回答不了。因为在解决之前，它永远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

　　政府归位：公共服务型

　　《21世纪》：您的报告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国政府正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财政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鞍钢：客观说，2003-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蛋糕做大了。五年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大关，四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7%。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4%，提高到21%。

　　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原来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像国企包括集体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偏低，政府都很清楚。但是，只有当蛋糕做大之后，其强烈的政治意愿才能够有国家能力将其实现。

　　应当说，本届政府能够把自己界定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特别是前者凸显了民生问题，在民生问题中凸显了五大方面问题。我发现，这五大方面问题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

　　胡鞍钢：发展中国家问题主要是温饱问题，吃饭问题。

　　比如住房问题。问问香港人，他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日本东京人更是如此，一个教授，可能一辈子只能买套70平米的房子。

　　现在我们很多发展、民生问题被夸张了，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比如老龄化。

　　本届政府特别是2007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体现了政府职能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即民生型政府的转型。

　　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与“贫困”两大基础民生问题，此后中国开始进入“小康”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就转化为解决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安居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都是涉及人口最多、关系切身利益最直接的重大问题。

　　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社保问题是提不出来的。比如《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工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创造就业，这方面问题往往会被忽略。

　　中国现在是两种现象加速。一个叫“非欠发达化”，一个叫“迅速发达化”。前者的领域要素在缩小，后者的领域要素在扩大。

　　所以，我们目前提到的这些民生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现在，中国有5.9亿城市人口，民生问题凸显，本身对政府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国情条件来解决。因为中国公共资源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给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蛮大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