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相反，今次名单中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七成以上。其中，三位女性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首批农民工代表，其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点五亿农民工。这些，是代表名额向更平等分配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等量的人口产生等量的议员，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选举权平等原则的直接体现。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人群是很难完全根据其阶层和职业进行代表比例划分，因此上述“等量原则”主要适用于区域划分。比如各省在某个相同基数的基础上，再根据人口总量进行等比例分配名额。但同时，对于占人口重大比例的某些特殊身份的人群进行一定的比例保证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下，这种划分就尤显重要。

　　尽管对于“身份代表”还是“民意(民选)代表”哪个更能代表其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说，也必然是精英阶层中一定有草根阶层的发言人，但“身份代表”之所以仍然有其必然性，在于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乃是人的天性。正是因此，在1995年我国第三次修改现行选举法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被统一规定为城市选民选举权的1／4，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在法律上向更为平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无代表则无权利。当前农民(含农民工)代表比例过低，导致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如北京、上海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数量就高。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一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声音一直非常微弱，人口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体，反而在政治上成为“一盘散沙”，亦使城乡二元化的土地、房屋和户籍管理、教育高考等制度，成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撼动的坚硬壁垒和“拦路虎”。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时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根据党的一这方针，修改《选举法》并在今后的代表选举中严格保证工农代表的法定比例，当是本届人大职责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