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盘托出。在方案等待人民代表审议的这段时间，料民意也会对此高度关注。新华社发表通讯对改革重点做了三点概括，简要来说就是：一，改善宏观调控的质量；二，着眼于民；三，探索有机统一。

　　三个重点透露出，此次改革仍以行政权力的结构修缮和增强适应性为主；对分歧较多的，如“行政三分”、彻底遏制垄断以及更大幅度部委裁撤等激进观点似乎并未深言，有采取“中庸”之道逐步摸索的意味。步入改革深水区的关键一步，多一点务实与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公共服务等内容，固然是对以往机构改革简单对应经济需要的修正，但如果仅仅将眼光盯在所谓大部委的“大”字上，局限于权力如何收拢、分配的模式化思路，则上述三个重点仍难落实。相反，看起来庞杂繁复的体系建构，唯有准确对接民生的“小”需求，有具体而微的切入点，才能确保搭建得稳固，才能顺民意得民心，为下一步推进争取好的环境。

　　我们反思许多机构设置，实际都存在一个“重利(益)轻义(务)，重权(力)轻责(任)”现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体系内人士是备感委屈的。难道经济发展不是民生？难道加强管理不是公共服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政府部门总感觉被丑化被妖魔化。这种体验错觉主要与其运作机制有关。目前，我国行政渗入社会生活的机制仍是主动性的，这和经济发展前期的“拉动”思路有关。但是，这种主动性会蔓延为一种控制，一种束缚甚至是剥夺(当然剥夺也常常讲得出一大套道理)的冲动。在缺乏制衡的情形下，再小的权力、再负责任的管理者，都无法真正自省和反制这种冲动。可以说，这种“逾越”的动能，并不以部委大小或权责范畴为边界，而只受制于它的对抗力———也就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个体。如果个人和企业“能力”不同，他们必定成为得失有别的相对者，也必定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收集和交换这些“对抗的能力”。

　　那么“制约”能够单一以法律形成吗？恐怕不行。法律途径对公民和企业个体来说，很多时候太不经济太不简便，甚至不如收买权力———行政划分的不同只是决定他们收买次数和对象的差别，但不能改变受制于人的根本现实，这也是未来多个大部委还将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赋予社会更多更实在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让小市民像选秀节目中的评委一样，可以参与大部委的淘汰与评定，那么，行政机构的“主动性”就不会退缩，权力膨胀的欲望也很难遏制。

　　由此看来，国务院机构究竟是40部委好，28部委好，还是19部委好，并不是关键问题，起码不是普通百姓和企业关注的问题。尽管科学的行政体系设置更经济也更公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但起码就目前来说，“利国利民”的影响并不体现在何时推出以及推出多“大”的部委上，这些部委触及个人和企业的神经末梢如何运作，才是现在的关键。在这点上，我们对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增强新闻监督、破除行业垄断和增强公务员竞争机制的期待，或许更加明确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