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采访张茵委员的记者总结的那样，“她只愿意从提案本身来谈争议，对于更深一步的探讨，她会习惯性地避开，并强调她是一个企业家，作为政协委员，她只在乎自己讲的是不是真话”，张茵委员事实上一直在有意回避辩论，尤其是来自其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这种回避辩论的态度，毫无疑问会使得任何提案或者针对提案的质疑都会成为当事人的“自说自话”。

　　之所以代表委员的提案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后，当事人也不愿卷入或者努力回避辩论，不在于当事人不懂得“真理不辩不明”这样的浅显道理，而是当事人不想让“和谐两会”因为自己的辩论演变成“吵架两会”。

　　事实上，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目的，张茵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她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为自己所处的利益阶层代言，而是站在国家利益上讲真话。

　　把自己绑架在“讲真话”、“站在国家利益上发言”等宏大叙事上，即便自己的提案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也很难激起“两会”上热烈的辩论，因为反驳对方观点的代表委员，有可能落入对方设下的逻辑陷阱，反倒使自己成为“利益阶层代言人”。

　　事实上，谁都无法否认，张茵委员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提案，的的确确是站在企业利益的角度发言的，这一点，无论当事人怎样掩饰和回避，都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明明是代言某一利益阶层，偏偏竭力否认之，不愿将自己的提案造就成“两会”上值得辩论的公共议题，说明参与“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并没有真正将“两会”视为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而将其理解为一个进行试探性表达的话语空间，所以说，即便提出代表本阶层利益提案的代表委员，首先也要为自己戴上“唱同一首歌”的高帽子，之后才会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在试探性表态引起争议后立即回避争议。

　　可以说，参与“两会”的代表委员，都是我们民主政治下的“代议士”，但“代议士”主动回避对自己诉求进行辩论的做法，一方面说明的是，代表委员的“代表纯度”不够，也就是说，代表委员和其所代表的群体之间，在事实上并没有法律所规定的那么紧密，否则一个不能代表所代表群体利益，在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不敢为自己所处的利益群体据理力争的代表委员，其不仅很难当上代表委员，更容易受到自身所处利益群体的罢免式问责。

　　另一方面，“代议士”主动回避辩论，也充分说明了“两会”决策化程度不够。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提案的命运来说，辩与不辩一个样，能否得到重视跟问题的轻重缓急有关，和代表委员的辩论能力无关，所以多数本应该“我参与了，我提案了，我辩论了”的代表委员，自动省略了本应有的“我辩论了”程序，而且，哪怕提案引起争议，代表委员也无意更不愿深陷“辩论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代议士”回避辩论折射出的“两会”之憾，而我们有理由期待“两会”辩论的声音越来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