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丽、刘文国)大检查、大处方让病人苦恼不已,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生束晓梅说,由于机制匮乏,医生往往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却增加病人过度医疗负担,应为医生建立强制“职业保险”,并建立“诚信档案”。
已经从医20多年的束晓梅代表说,这些年国家加大投入,人民群众分享的医疗服务、获得的医疗保障越来越多,可医患纠纷却愈演愈烈,信任危机不仅使百姓大大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心理预期,也使部分医生产生职业倦怠、职业恐慌,甚至为了自我保护而无形加大病人看病负担,陷入恶性循环。
分析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束晓梅代表说,这背后其实包含着当前我国医疗领域改革的诸多矛盾:
一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这几年政府着重加大对公共卫生投入,并对城市社区医疗提出很多扶持发展政策。但是,社区医疗机构硬件、软件都很匮乏。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使大医院成为医患矛盾重灾区,“有些医生一天就要问疹100多位病人,平均几分钟一位,这样的工作强度要确保病人百分之百满意几乎不可能。”
二是缺乏完善的医疗中介和医疗事故鉴定组织。事实上,除了由于医疗过错引起的医疗纠纷外,有时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疏忽和失误,仅仅是由于患者单方面的不满意,也会引起纠纷。这类纠纷可能因患者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对疾病自然转归和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等不理解,甚至患者毫无道理的责难引起的。
三是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不平衡。现在病人有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对医生这种相对高风险职业却没有任何保险。在医患纠纷严重的情况下,“保护性医疗”成为医疗界不成文的行规。比如说病人需要输血,那么所有可能涉及血液传播疾病的检查就必须做,这一套检查的费用至少300多元。如果为病人考虑不做检查,事后病人万一感染其他传染性疾病,医生根本无法证明是否的确经输血传播,将为医患纠纷留下严重隐患。哪怕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医生也要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束晓梅代表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医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应建立强制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并逐步建立全社会共享的医生诚信记录。此外,还应成立“中立”的调解或仲裁机构,聘请法律界及医疗界专家组成的机构,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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