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了好事儿反被骂？”卢俊卿表示无法理解，好人做好事如此之难？这也许与他作为社会活动家角色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没有社会活动家。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活动家开始重新崭露头角，并逐渐在社会经济中充当中流砥柱的角色。按理说来，由于社社会活动家具有异乎常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够沟通政商两界，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符合社会公认价值的目标。因此在人们看来，他们的行动是值得肯定的，而在接受他们提出的目标时，往往也会认为这些社会活动家是全然不牟私利的圣人。

　　但是，因为身处复杂的时代背景的缘故，这些社会活动家一些不透明的活动往往会引起公众的围观。往往围观的不是一群对真相怀有热切渴望的人，而是对热闹事件欣然向往。这样，本来正常不过的活动被嗤之以鼻。此次风波中，卢俊卿便成了这一发泄的目标。

　　没有关于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家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正是因为卢俊卿以及所领导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从事的活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这个本想低调行善的企业家不得不高调起来，去面对社会的舆论。其实，社会活动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那种崇高无尚的人恐怕也只能在历史书籍中窥知一二，现在的社会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这个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在过去的时代，社会活动家通过创办学校、社会团体，获得薪水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灰色收入”，比如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沟通商界，促成生意而得到佣金，商行开业，需要社会名流捧场，他们出席也会有礼金收入，他们还在众多的公司、社团担任董事、监事，领取薪金和车马费。此外还有为数不菲的演讲收入和社会私人捐赠。这是社会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众人无法正眼相待的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去认识更多的像卢俊卿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以及希望工程等众多的社会活动。在这些目的背后，他们身上所担当的只不过是除了获取谋生之资以外的一份社会责任。社会上没有“社会活动”这一职业，可以发给这些社会活动家工资，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又需要一些专门的社会活动家来处理。社会活动家从自己的社会活动中获取名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获取相当的经济收入，而社会则从他们的活动中受益。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从国际层面来看，社会活动家是社会稀珍的宝贵人才。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只要合法合理，社会在进行监督的同时，千万不能用“圣人”的标准进行苛求。中国绝不是只有一个卢俊卿，更不是只有一个世华会，他们的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这个舞台所决定，而不是他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活动于政商两界，是社会活动家的“职业”特点。试想一下，没有这些游走在政商两届的人，怎么去弥补政府的失灵和商业的堕落？难道除了官商勾结就没有更加褒义哪怕是中性的词汇来形容这样一群人吗？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卢俊卿这样的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