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叶锋　史春东

    北京奥运会击剑冠军仲满是从一个“农民体育之乡”走上世界体坛之巅的。他的家乡——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大公镇，举办农民运动会至今已有４５年，体育已成为这个小镇农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第六届全国农运会全民健身乡镇经验交流会上，大公镇的“农运会”引起了普遍关注。

    “我们的运动会之所以能坚持举办这么多年，是因为农民需要它，”投身农民体育多年的大公镇党委委员周建国说。

    乡村农运会从田间地头起步

    上世纪六十年代，南通市北凌乡（后与大公镇合并）等地流行血吸虫病，农民身体虚弱，无力劳动。１９６３年，当时的乡党委书记薛斌，一位伤残军人，在木板上钉上铁圈，竖起来当作篮架，建起了全乡第一个篮球场。他还把灌溉渠道当作跑道，“土法上马”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次年，乡里举行了首届农民运动会，“运动员”有２４０多人，比赛项目基本上是“就地取材”，比如挑担子负重跑等。

    周建国回忆说，听老人们讲，那时大伙对“运动会”都感到很新鲜，而一旦上了跑道、球场，他们马上就很来劲。此后，每年５月１日前后，北凌乡都要在田边地头举行农民运动会，“文革”时期也不曾中断。在计划经济时代，为鼓励农民参加，乡里还给参赛的农民记工分。

    周建国１９９０年退伍回到北凌乡。１９９７年，他担任乡农检站负责人，同时参与农运会的组织工作。他说，当时各村每年都会自筹经费，交给乡里办运动会；个别村子没钱，村民们会自愿以出工的方式替代。后来，乡里中学同意把四面环绕一条小溪的一个运动场交给农运会使用，学校的体育老师则当起了教练、裁判。

    “小溪是天然的隔离带，村民们聚在小溪那边，观看运动员在这边比赛，秩序非常好，大家对比赛也很较真”。周建国说，当时乡镇企业发展很快，许多农民成了工人，但闲时又没事可干，于是各村都自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开展球类、秧歌、拔河等活动。一年一度的农民运动会，则是对各村体育的一次集中“检阅”，仲满的父亲仲明就是当地的“灌篮高手”，每年农运会他都报名参加。

    让体育成为农家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每年的农民运动会要在５月１日前后举办？这不是因为适逢城里人休假的“黄金周”，而是“这段时间麦子还没收，稻秧没有插，蚕种也没发给农民，是难得的农闲时间”。

    ２０００年，北凌乡与邻近的大公镇合并，成为新的大公镇。新的领导班子出于经费、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要不要继续办运动会”产生了分歧。闻讯的村民们急了，他们甚至把上访信写到了南通市，称镇干部“不作为”。于是，运动会得以保留，原大公镇的村民也参与进来。近几年，镇里不少企业的员工也加入其中，和村民们同场训练，同场竞技。

    周建国说：“标准的田径跑道是４００米，可我们有一条８００米的‘跑道’。”原来，大公镇北郊有条长约８００米的公路，使用率不高，车辆行人很少，成了村民们训练的好地方。    　

    这一现象也让偶尔路过的外地人感到不解。一次，一位村民在路上跑步，身后跟来一辆摩托车。热心的驾驶员见村民健步如飞往前赶，便问道：“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不要送你一程？”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闲时间的增加，农民对健身、运动的需求变得和城里人一样迫切，”周建国说。

    符合农民利益的事就应该坚持做好

    ４０多年经久不衰的农村体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周建国说，当年的“血吸虫病”早已不见踪影，村民们体质日益强健：海安县开中小学运动会，大公镇代表队连年第一；每年征兵，大公镇的青年体检合格率总是最高；全县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中，来自大公镇的人最多；镇里６万户籍人口，百岁老人就有１４位。此外，热爱运动的村民多了，闲来无事、赌博打架的人少了，社会风气也好多了。乡村体育还为竞技体育培养了苗子，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大公镇已向上级体育系统输送专业人才３０多名，其中进入国家队的有４名。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

    ２００２年，一位常年在外搞建筑的村民回大公镇参加农运会，看到家乡有丰富的蔬菜资源后，投资开办了脱水蔬菜加工厂。现在该厂月产脱水蔬菜５００多吨，年销售额３０００多万元，许多村民由此致富。

    大公镇人忽然觉得，名声在外的农民体育，可以成为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第４５届“大公镇北凌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运动会期间，镇里同时举办了经济交易会，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客商纷纷闻讯而来。

    这届农民运动会，参赛运动员达到创纪录的３０００人；更让人欣慰的是，当地企业、企业家纷纷给予赞助，一解办赛资金难题。这让周建国对这个小小农运会的将来充满了信心。他说：“事实证明，符合农民根本利益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坚持，也能够做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