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刘卫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扛着锄头收工吃饭，打完麻将回家睡觉。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来说，这已是“老照片”、“老皇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过上了健康的新生活。有场地设施，有引导组织，有兴趣意识，参与体育健身已成为很多农民的生活常态。

    一个村４个灯光球场，留守儿童也有健身场所

    重庆垫江县新民镇双河口村最近建起了“留守儿童服务站”，宽敞的服务站里配备了许多体育用品，有棋有球还有健身器材。一些孩子放学后就来玩一会，周末时有几十个孩子聚集在这里开“综合运动会”。

    重庆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农村人口占８０％。去年，这个市在“政府民心工程”中新建了１０００个农民健身工程，农村新增体育场地６０多万平方米，３００万农民从此可以就近健身。

    对农民来说，肩挑背扛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锻炼方式”，田坎院坝也不再是他们单纯的健身场所。

    事实上，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体育设施，足以令许多城里人“眼红”。第六届农运会举办地福建泉州的晋江市，３００多个村竟有８００多个灯光篮球场。烧灰村村委会主任洪文亭说，他们村有４个灯光球场和４个露天健身点，村里的２支篮球队还定期与邻村打比赛。

    泉州惠安县螺城镇有一半是农户，却建起了占地１２亩的文体中心。排球、篮球、门球、乒乓球等专业性较强的体育运动，都是镇里农民的运动项目。四川盐边县红格镇镇长沈虹在这里考察时表示，活动房的招牌很旧，几十位老人家的太极拳也打得地道，说明他们是经常健身，而不是临时“装门面”。

    农民体育组织网络已覆盖约６亿中国农民

    “习惯性”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对农民来说需要一个组织和引导过程，因为这几乎意味着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

    江西南昌青云谱区施尧村现在有几百人玩龙舟，月月有活动、年年有赛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里加强了引导。村委会主任吴广凡称，村里现在还办国际龙舟邀请赛。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秘书长王福来说，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市建立了农民体协，三分之二的乡镇也建立了体育组织。这意味着，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农民体育组织网络，已覆盖了全国约６亿农民。

    重庆永川区的多数乡镇都举行过农民运动会，条件好的比篮球，条件差点的就比负重跑、担茶叶、摘茶叶。重庆大渡口区八桥镇八一村的村民运动会也已举办多届，因村民的热情太高，要当运动员还要经过选拔，最终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参与其中。

    由于经济、地理和文化传统等条件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有的欠发达地区仍然缺乏健身设施和活动经费。不过，像重庆一些区县乡镇那样，政府和体育组织的组织引导工作，可以弥补农民健身硬件的不足。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在组织引导下经常性参与体育健身，成为农村健康文化生活的建设者。

    在以“铜梁龙”闻名全国的重庆铜梁县，舞龙已成为农民健身与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这个县偏远的斑竹乡，引导农民参与健身活动后，场镇上有几家麻将馆因为没有客人而关张了。吉林省敦化市沙河沿镇代表孙延富说，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多了，打牌的少了；崇尚科学的多了，相信迷信的少了；勤劳致富的多了，不务正业的少了。

    温饱问题不再是头等大事，健康生活成为农民的美好愿望

    ３６岁的农家妇女苏君玉来自福建永春县上洋村，下个月，她家的１００多棵芦柑就要丰收了。眼下，她正在参加农运会，而且是县农民体协推荐上来的。她精通白鹤拳，她说这是她最大的业余爱好。

    劳作之余，农闲时节，越来越多的农民爱上了体育健身生活。最初的时候，有些人也许是被动的，是一时兴起觉得好玩；然而现在，他们有了主动健身的意识，有了浓厚的兴趣，乃至热爱。

    只要有兴趣，“业余”也能成为“行家”。有九成农业人口的四川盐边县红格镇是多民族聚居的民族镇，近几年农民流行玩山地自行车。４年前，他们甚至开始举办攀枝花市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镇里的４００多名“玩车族”当上了“农民裁判”。

    ５５岁的刘金水从福州盖山镇浦下村跑到泉州来看农运会龙舟比赛，此行完全是自费。这不仅因为福建龙舟队是由浦下村村民组成，也不仅因为他的儿子也是队员，他说，玩了十几年龙舟，热爱这项运动。

    对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温饱问题已不再是头等大事，健康生活成为他们的美好愿望。四川省天全县老场乡的龙舟运动员杨春燕说，这些年家乡的乡镇企业多了，“泥腿子”乡亲一个个“进厂上班”，体育锻炼成为许多乡亲的爱好，因为运动是保持身心健康的最佳“劳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