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南台地区以“面江通海”的区位优势，自明成化八年 1472年 专管对外贸易通商的行政机构———“市舶提举司”从泉州移址福州；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在南台的双杭地区今延平路西端设置“福州南台海防分府” 后称此地段为“海防前” ，管理对外对内贸易。这说明从明中期开始至清初，南台地区已成为福州对外对内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向西方列强开放以来，作为“闽商”发祥地之一的南台双杭地区，自清道光年间至民国初年，为适应对外对内贸易的需要，进出口商行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下杭路的“华通”、“东升”、“新业”、“罗坤记”；上杭路的“张德生”、“瑞丰”、“柯伯诚”；延平路的“泰生”、“裕来昌”；潭尾街的“联益”等十多家。经营的地域范围，北至京津、山东、江浙，西到江西、湖南，东及台湾，南达广州、香港；出口的商品有茶叶、菇、笋、竹、木、纸、糖、土特产、海味干货、橄榄、福橘、李干、桂圆干、颜料、硼漆等，品种繁多齐全。其中以对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占大宗而居于重要的地位。

　　1894年甲午战前，双杭地区与台湾商人的进出口贸易属于对内贸易的范畴，做到双方公平平等、互利共赢；但战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割占，两地贸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先的国内区域贸易转变为对外贸易。为此，两地商人与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反海禁、反限制、反垄断”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占台期间，宣布了“一直四不准”的禁令。“一直”，即以日货交易为主；“四不准”，即不准华商聚众集会、不准华人在台开的商店留宿客商、不准华商寄囤物资、不准华商不上日本菜馆就餐。此外，还指定货物进出境口岸等。限制了两地经贸的双向互动交流，严重侵犯了“华商”的合法权益。尽管如此，但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双杭地区的进出口业商人，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海峡两岸之间的“国货”交易，而且十分兴盛。那时双杭的进出口商，曾组织大量物资如茶叶、木材、瓷器、橄榄等与台湾商人交易大米、砂糖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双杭商人与台湾商人则改为“曲线”贸易。如“万通”进出口商行的老板方嘉木炎，在福州采办土特产品，先运到敌占区上海、沈家门等地，然后售贩布匹、颜料等到台湾。出售后再从台湾购回水果、干贝等海产品干货。沿途虽遭日伪、税警、海关、海匪等十三关抢夺，但仍可获利10倍以上。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被日占50年后回归祖国。两地商人更是欣喜若狂，恢复了直接的商务往来，并为此互致祝贺。其第一笔商品成交时，都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燃放烟花鞭炮以示庆祝。

　　福州知名商业家、曾任民国27年 1938年 闽侯商会会长的王梅惠，在抗战胜利后就采办茶叶运台出售，并与台商合资开办“南中”商行和在台购置储货仓库。民国37年 1948年 任福州商会会长的蔡友兰，也采办土特产品、鞭炮等到台湾销售。除此之外，一批双杭商人也积极组织台湾所匮乏的商品运台。如“华通”纱布行老板龚忠贞，针对台湾长期使用日本花洋布的情况，就急赴上海采办各种棉布，俗称“爱国布”1500匹售台，即日销售一空；又贩回砂糖、黄金等，获利十分丰厚。还有双杭的商业家，如下杭街的“咸康”参号老板张桂丹、隆平路的“广芝林”国药行老板徐建禧，潭尾街的“慎和协”和上杭街的“福美”纸行等，为拓展进出口业务，有的迁台，有的在台设“庄”。业务发展十分顺利。

　　双杭地区的众多进出口商行，都自备货轮，开辟航线。如“咸康”行张希珊经营的“新业”进出口商行，办理国际贸易航线，同时设立“闽兴”船务行，配套进行海上贸易运输，按船务行和商业发展方向和惯例开辟航线。如“惠生”、“玉叶”铁壳货轮驶往香港，“同春”机帆船驶往广州、“建国”船驶往台湾。再如邓炎辉的“怡大”商行，在上海设“怡大”申庄业务兴盛，也拓展与台湾和香港的贸易。省内外大商户，如温州帮的王国桢、南平帮的邱映光，均在双杭地区设庄，采办各种货源作转口台湾的贸易。1946年后，因国民党政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并对大陆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两地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经贸交流又告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台商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他们期望早日实现“三通”，使台海之间的经贸往来走向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