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行帮”末形成以前，双杭地区长期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商家，组织了具有“行会”性质的“行业研究所”。这是商帮的最初起源。其中以“木材业”、“新药业”和“钱庄业”研究所比较有名。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接着应运而生五花八门的“轩”、“社”“堂”、“会”或“公帮”，其实质就是“行帮”或“商帮”，名异而实同。

　　“商帮”的类型有如下几种：一是“一业一帮”。有较多的行业存在这种情况。如油、纸、酒等帮即是，比较单纯，不再细分。二是“一业多帮”。如茶、木、布、药等帮就属此类。以“茶商业”为例，早期按地域有“本地帮”与“客地帮”之分，统一经营多种茶类产品；继之范围逐渐缩小，则按经营业务分为“红茶”、“茅 毛 茶”、“花茶”、“市茶”四帮；再后，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福兴长”、“福泉兴”、“恒元堂”、“公义堂”等茶类单一品种的“公帮”。再如“木商业”，同“茶商业”一样，自清乾隆、嘉庆年间开始，也有“本地帮”与“客地帮”之分。本地帮即“福州帮”；客地帮指天津、台湾、江浙、长江、闽南、延平等帮 其中包括洋行、买办 。继而也按经营业务细分为“杉木”、“松木”、“杉木贩”等帮。前者如永安人邱映光，后移业上杭街就是闽北木材业的大户；后者如天申福系的许伯禧，人称“天津板”而闻名，是双杭地区专营棺木板的“寿板商”。三是“先合后分”。如“海运南北京果业”原为一个行帮，后因经营品种多，析出单独设帮。海运业的“集云轩”、南北货业的“锦运堂”、糖商业的“聚星堂”、橘饼产制业的“浚星堂”、京果业的“庆诚堂”等。“苏广颜料业”原先也是一个行帮，后也析出百货业的“如兰轩”、“馨兰轩”、“桂香社”和颜料业的“庆运堂”。不管称“轩”称“社”抑或称“堂”，都是从同一行业中细分出的“行帮”。四是“按区域设帮”。这种情况多属手工业类，以福州帮为主。“缝纫成衣业”分城厢、东南、小桥、南极、桥东五小帮；“鞋业”，单南台一地就细分为南台、洲边、上杭、塔仔兜、白马桥五小帮。帮里祀奉的“祖师爷”都是“螺祖”。五是“大帮套小帮，帮中有帮”。有的行帮旋设旋散，形式与名称都不一样，小帮多受大帮控制，充分表现了行帮这一民间组织的松散性。各帮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都具有保守、排他、垄断的性质。总之，各行帮可以自立门户，各自为政，自议帮务，自定行规，自选帮首。

　　行帮的“帮首”又称会首、福首、行头、行首、行长、头家、帮头、总理等。多由各行业经济实力雄厚、名望高的长者值年执事。其主要职责：首先是集议本行帮税赋杂捐的分摊，协调商事的纠纷处理，商讨举办福利、互济、慈善、娱乐等事项，以及推选新“帮首”；其次是主持本行业神诞或传统的春节、元宵、中秋及年关尾牙等节日，组织同业人员举行团拜、庆赞、做福、上座、谢神、祭祀等活动，借以联络感情，增进团结，祈求商旅平安，生意兴隆。

　　1926 1927年北伐军入闽，各方气氛活跃。各行业普遍成立“商民协会”，代替原先的行帮组织。不久因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商民协会被捣毁。时任福州商会会长、下杭街“聚源发”纸行老板林时霖，主持组建各行业的“商事究研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小商家的商权，对抵制苛捐杂税与胥吏差役的敲诈勒索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民党当局于民国21年 1932年 公布了《工商业同业公会法》。一些行业开始从“行帮”转入成立“同业公会”，数量逐渐增加。这对加强商人与政府的沟通，维护同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同业团结，减少商务纠纷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一些同业公会组织涣散，经常发生合并、解体乃至撤销。到建国前夕，台江区尚有“同业公会”71个，其中钱庄、海运、南北货、茶、油、糖、国药、汽车运输等业的会址都设在双杭地区。有名的商业家蔡友兰、徐建禧、张桂丹、徐炳华、陈苍梧、张盈科、张乃武、张国安等深孚众望，都曾担任各自行业“同业公会”的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