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福清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为中国蒙元史和民族史研究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贡献。

　　翁独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十分重视运用语言工具，能应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种语言文字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晚年注重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更显示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的战略构思和炉火纯青的史学造诣。

　　一

　　翁独健，原名翁贤华，1906年11月28日出生在福清市三山镇坑边村。他少时家贫，3岁时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这使得原不富裕的翁家雪上加霜。翁独健平时行走困难，主要靠二姐丹秋背着他走。1913年，翁独健进入小学学习，成绩平平。他的父母看到儿子终日贪玩，便开导他：“你是个残疾人，无法同别人相比，如果不发愤读书，很难自立于世。”父母的话在他心里激起巨大涟漪，从此奋发淬砺，学业大进，就连寒暑假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起，翁独健先后到福清融美中学、福州英华书院求学。此间，不但数理化成绩出色，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18岁那年，他中学还未毕业，父亲就以自己有病为由，要中断其学业，回家结婚延续翁家香火。翁独健坚辞父亲的要求。高中即将毕业时，翁独健的很多同学纷纷弃文从商，成为富翁，而他依旧心无旁骛，笃志求学。

　　二

　　1928年，翁独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但由于阮囊羞涩，他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说来凑巧，他教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颇负盛名的史学家邵循正昆仲。为了凑足学费，他平时干些擦黑板、扫地、倒痰盂等杂活。为劝勉自己，他将“翁贤华”改为“翁独健”，表示自己尽管只有一只健康的脚，也有振翮翱翔四海之志。

　　翁独健勤奋好学，大学二年级时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没有枵腹之虞，他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那时，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世昌与翁独健同住一个宿舍。吴世昌一目失明，翁独健左脚颠跛，二人都因学业出类拔萃受到恩师赏识。著名学者邓嗣禹曾戏谑地送给两个学生一幅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取自《左传》：“盲跛相助”。这副对联当时在燕京大学流传很广。

　　燕京大学是著名高等学府，名家云集。翁独健的才华为史学家邓之诚、洪业、陈垣等人所赏识，并被洪业破格吸收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编纂工作。洪业不无得意地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1932年，翁独健撰写的《元田制考》学士论文，内容翔实，很博好评。1935年，他撰写的《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硕士论文，考核精当，分析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一次，恩师洪业告诉翁独健，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应该予以更多的注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翁独健决定选择蒙元史研究，并将它作为毕业奋斗的课题。

　　翁独健后来回忆起为什么研究元史时说：“我对蒙元史研究有兴趣是从大学时开始的……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

　　三

　　1935年，翁独健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蒙元史。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获得高昂的奖学金。即便如此，他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不久，翁独健积攒了一笔资金，住进美国波士顿一家专治小儿麻痹症的医院进行医疗，腿疾虽无法根治，但行走较以前方便多了。

　　1936年夏，原来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的邝平樟也来美国深造。两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后来结为伉俪。1938年，翁独健用英文撰写了近十万字的《爱薛传研究》博士论文，运用中西考证对比的方法，广征博引，洋洋十万言，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推崇。同年，翁独健赴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进修，受业于著名汉学家保尔·伯希和。保尔·伯希和告诉他，蒙元史是一门国际学问，研究它要懂得汉文、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还要掌握诸如英、法、德、俄、日等国语言。他本来已有英、法、德、俄、日等国深厚的语言功底，被保尔·伯希和这么一说，触动很大，决心沉下心来，系统研读相关国家的语言。

　　四

　　1939年，抗日烽烟四起，翁独健夫妇满怀报国之心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冒死辗转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太平洋、好望角，终于回到了睽违四年的祖国。同年10月，在国立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

　　1940年9月，翁独健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同时着手对蒙元史的研究。同年，发表《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1941年，发表《斡脱杂考》。1946年，发表《元典章译语集解》。1948年，发表《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这些论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翁独健经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即便如此，他宁肯课余去教家馆，甚至当掉结婚戒指，也不肯去待遇优渥的伪北大任教，表现出一个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是一位关键人物，不仅由于他前期担任教务长，后来担任代理校长，还在于他为人正直，追求进步。1942年后，他就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曾冒着风险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由他亲自安排送往解放区。翁独健对向他告别的地下党学生说：“你们去解放区好好工作吧。我就是腿有残疾，行动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北平解放前夕，学校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他组织护校指挥部，亲任总指挥。

　　翁独健的女儿们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1947年到1948年间，她们只是七八岁的孩子，经常看到父亲拉上窗帘，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商量什么事。有时瞧见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偷偷听电台广播。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广播开头这样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

　　翁独健平时不修边幅，上课常穿西装，领带后片总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一头，把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把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他那幽默诙谐的谈吐、深入浅出的阐述、形象生动的比喻，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逢他上课时，不但教室里坐无虚席，就是走廊、窗台也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翁独健把历史课讲得通俗易懂。他说“历史是七何之学”，要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五　　

　　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在彭真等人的关怀下，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局局长，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他曾去乌兰巴托为中苏蒙合作共同研究蒙古史进行有益的磋商。195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同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翁独健任内蒙东北调查组组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长。1961年他同吴晗、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为我国民族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文革”期间，翁独健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度被赶到“五七干校”打扫厕所。但他一身浩然之气，抵制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1971年，翁独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立即主持二十四史的《元史》的点校。在二十四史中，《元史》错舛讹误之处极多，向为史学家所诟病，校勘此书难度又极大，很多学者不敢问津。翁独健毅然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点校270万字的《元史》的任务。几年之内，他历经寒暑，做了大量钩沉发微、补苴罅漏的工作，校勘出讹误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了目前《元史》的最好版本，对元代典籍整理和史料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翁独健虽然政务繁忙，仍没有放弃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1979年，他提出了全国民族史研究项目十个建议，为民族史研究勾画出可行的蓝图。同年，他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任副主席。翁独健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他的发起、支持和推动之下，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他被推选为理事长。同年11月，以73岁高龄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他多年的夙愿。1980年1月，他主持筹备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任理事长。同年，任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先后担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主编。主持编写《蒙古族简史》，组织译校《蒙古社会制度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马可·波罗行记注释》等，编辑了《全元诗》。主编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984年，发表《论中国民族史》。在民族史研究和组织工作中，取得卓著成绩。此外，还担任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为普及历史知识做了大量工作。翁独健历任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1986年5月28日，一代史学家翁独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