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垣，自汉冶城后曾有过五次移扩兴废，即汉冶城、晋子城、唐罗城、五代夹城和宋元外城。我们的先人在城市建设中自古就很重视规划和风水。从汉无诸开始就把冶城建在屏山南麓，坐北朝南，食南方风水；背靠屏山，左倚鼓山，右傍旗山，有依有靠；面对三道横案（吉祥山、高盖山、五虎山），主理万民生机。我们有理由说这就是历代领导者、建设者精心设计的一条城市中轴线（今之817路）。这种形胜历经2200多年不变，即使近代增辟了许多新线路，也离不开这样的态势。这是值得我们后人思考的。

　　讲风水不是迷信，而是在信自然，讲科学。谁愿意生活在风不调、雨不顺的地方；建屋、修路谁会选择坐东南朝西北的？南向是吾人对风水的首选。晋严高移冶城建子城时“嫌非南向，乃图以咨郭璞”。说明古人对风水的重视。严高移建子城功不可没，但“咨郭璞”不可信。这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史书记载

　　关于郭璞为福州城看风水，历史上志书和一些杂记有过许多记载。宋梁克家《三山志》载：“晋太康三年（282年），既诏治郡，命严高治故城，招抚昔民子孙。高顾视险隘，不足以聚众，将移白田渡，嫌非南向，乃图咨以郭璞。蹼指其小山阜，曰：‘是宜城，后五百年大盛。’于是迁焉。”又明王应山《闽都记》载：“闽自无诸开国，都冶为城，所从来久远，晋太康三年，治郡树牧，狭视冶城，太守严高询于郭璞，乃经始于越王山之南。”再清林枫《榕城考古略》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始治郡。太守严高狭视冶城规制，将移白田渡嫌为南向（疑系”非南向“之误）。乃为图咨于著作郎郭璞。璞指一小山阜，使迁之，乃经始于越王山之南，是为子城，自晋迄六朝皆仍之。”以上都是说晋严高迁建子城时，都曾请教过一个叫郭璞的人。从记载的前后和文字看，明显都是来自宋王应山的《三山志》。

　　除上述志书外，一些杂记类的书也跟着说就不奇怪了。清《闽都别记》说：“太守严高图越王山之形势，以咨郭璞……”旅台乡土作家高啸云撰《八闽新记》云：“郭璞当时用笔画图，严高照图造城，璞还有迁城记云……”《新记》说：“之所以图咨郭璞，实以这人精于堪舆之学，而又精易，卜卦常有灵验，传说很广。”

　　更有甚者，《闽都别记》同在第八回《周启文献开闽图识，王节度发造城库银》里说到闽王王审知建罗城时，也把郭璞扯上了。且看下面一段文字：“却说管城承周启文将图说呈进威武军衙内，王节度阅了郭璞图识，在屏山前九仙乌石山间珠笔写一圈，批云：‘照此造城’。”须知王审知督造罗城是唐天复年间（901 903）的事，距晋太康三年已是72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时再请郭璞画图建城，或把晋迁建子城时郭璞画的图再拿出来作建罗城的图识，纯属无稽之谈，实不可信。

　　根据上述记载，似乎当时严高迁建子城时，曾请郭璞看风水画图，并照图造城已是不辩的事实。但我们查考了有关郭璞生平资料，发现有非辨明不可的疑点。

　　郭璞其人

　　郭璞确有其人，且是历史名人。在诸多有关郭璞的资料中，1989年版《辞海》所载较为扼要简明，且具权威性。《辞海》载：“郭璞（276 324）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好古文奇字，又喜阴阳卜筮之术。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王敦任为记室参军。敦欲谋反，命其卜筮，璞谓其必败，为敦所杀。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擅长诗赋。今传《郭弘农集》系明人所辑。”根据这些记载，郭璞还是一条硬汉，人品可嘉。他直言王敦谋反必败，引起王敦不满。王敦问他：“卿寿几何？”答曰：“命尽今日日中。”（这里为福州话说白天为“日中”找到了依据）他明知王敦立即要杀他，还是不改口，献出了他年仅48岁的生命。

　　高啸云的《八闽新记》中《严高与郭蹼》篇说得更具体：“郭璞好经术，博学有奇才，只是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期期艾艾，可是下笔千言，词赋为东晋中兴之冠，以江赋与南郊赋为最有名，在赋中极言江南风景之美……”由此可见郭璞很可能来过福建，对包括福州在内的八闽大地的山水颇为了解。因此他有资格为福州城看风水。

　　可是，根据郭璞的生卒之年来考。他生于晋咸宁二年（276年），到晋太康三年（282年）才6年。一个6岁的孩子有可能为福州城看风水吗？再者《辞海》说郭璞是“东晋文学家”，但他生于西晋，大部分的业绩都在西晋。进入东晋只活了7年，作“东晋”的界定是否轻重倒置了呢？问题是志书、杂记和民间传说众口一词，流传了数百年，我们对此又该作何理解呢？这一关系到福州建城史实的话题，希望经过查证、讨论，能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来。

　　（方炳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