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1899 1934），这个“ 五四 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茅盾《庐隐论》），仅有35年的生命，却为新文学奉献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归雁》、《云鸥情书集》、《玫瑰的刺》、《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火焰》、《东京小品》等作品。

　　1“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

　　茅盾赞叹她“‘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又批评她后来“改变了方向”，在自己和自己的周围画起一个圆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笔墨凝缩于对人的内部世界，对自我的探索上，偶尔探头朝外一望，就又缩了回去，于是出现了所谓“庐隐的停滞”。（茅盾《庐隐论》）笔者以为，她并未停滞，她在“个性解放”主题和“人是什么———人生到底做什么———女人又为了什么”的哲理思索中深入掘进，具有特别的意义。

　　庐隐的作品，具有悲剧美。她说：“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她“于悲苦中寓生路”（庐隐《创作的我见》），原想“游戏人间”，结果反被人间游戏了去，陷入“个性解放”幻灭的悲哀之中，其悲哀具有时代特征，也具有“人生一苦海也”（尼采语）的哲学内涵，透露女性性爱苦闷的心病，女性情智激战的痛苦，女性寻觅归宿的焦虑。其悲哀的抒写，主要以宣泄哀情为中心，来创造意境，安排结构，偏于直抒式、诉说式、倾吐式的主观抒情，喜用日记体、书翰体。去世前，《火焰》的发表，标志着悲哀美已为粗豪美所替代。

　　庐隐追求悲剧美，与她的不幸人生有密切关系。

　　其一，童年不幸。庐隐的故乡在闽侯县南屿乡岭东村。祖父黄瑞霖。父黄宝瑛，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庐隐出生于福州城内南后街黄宅，取名黄英，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故被视为不祥之物，且爱哭，“脾气拗傲”，遭父母及众兄嫌恶。2岁时，长了一身疥疮，奶妈看着可怜，将她抱回乡下抚养。半年后，不仅疥疮全好，身体也强壮了。“三岁的时候，父亲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庐隐自传》），一说“任湖南零陵知县”（王维燊《庐隐家世与生平事迹拾零》），随父母到湖南，一路啼哭，父亲气得差点把她扔进海里。6岁那年，父病逝，随母兄投奔北京舅父家，母亲、姨母逼她背书，她总背不来，常受责骂。正是这种“虐待”，大大伤害了她，在她心上投下浓重的悲哀阴影，竟至“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觉得死了，也许比活着更快乐。10岁便被送进美国教会办的北京女子慕贞学校寄宿，“精神上真受了不少异样的压迫”，信了上帝，以稍稍抚慰“那童年的残破的心”。13岁时考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了5年，后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习。这才摆脱了不幸的童年，但已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其二，爱情、婚姻不幸。寄居北京舅父家时，1916年，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成为恋爱，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这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小说《隐娘小传》，她对好友程俊英说：“这里面写的全是真事。”后她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越远，感情也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与其解除婚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庐隐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女高师代表，参加福建学生联合会活动，认识了北大学子郭梦良，郭在故乡福州郭宅村娶有妻子林瑞贞。由于志同道合，接触较多，“不觉竟成良友”，郭“不但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益使庐隐心折也”，“已由友谊进而为恋爱矣”。（庐隐《郭君梦良行状》）与有妇之夫的相恋、结婚（无获郭家认可），使庐隐备受屈辱。1923年在上海与郭结婚，1925年，郭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郭薇萱，庐隐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终日饮酒悲歌不已。直至1928年，认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后，情况才开始好转。但李比她小10岁，故庐隐又常受内心痛苦的煎熬。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李瀛仙。1934年因临盆难产，她竟被夺去年轻的生命。庐隐的爱情、婚姻屡遭变故，苦多于乐。

　　其三，亲友死亡之不幸。出生时（1899年）外祖母病逝；6岁（1905年）父病逝；24岁（1923年）母病逝，享年54岁；26岁（1925年）丈夫郭梦良病逝；29岁（1928年）生死与共的好友石评梅病逝，时年26岁；二三个月后，大哥去世。人间死亡之大难，几乎萃于庐隐一身，使其悲哀更见浓重。

　　2“又似眷恋，又似嫌恨”

　　她在故乡这半年多的生活和心情，其《灵海潮汐致梅姊》有所描述。估计她在郭宅只住了数日，便回福州南后街老家（黄宅）居住。一说住在南后街附近的郭宅（肖凤《庐隐传》，王国栋、郭薇萱《庐隐年表》修订稿）。

　　居住环境不佳。“我住的地方，正在城里的闹市上。靠东的一条街，那是全城最大的街市，两旁多是店铺”，“街市狭小”，店铺和住家“毗连”，住户们“有许多不便”，“店铺的伙计和老板”，往往在街上“横七竖八的睡着”，“不但是鼾声吓人，那一股炭气和汗臭，直熏得人呕吐”。家中庭院，“污浊破烂的洗衣盆，汲水桶，纵横杂陈”。“从这不堪寓目的街市，走到不可回旋的天井里，只觉手绊脚牵。”所居斗室，“为四境的嘈杂”，“孩子们的哭叫声”所搅乱。偶尔看一次电影，使麻木的心轻松些，但旋为环境的不堪所破坏。

　　夏日炎炎，庐隐将郭薇萱寄在大娘林瑞贞处，自己到鼓岭三保埕消暑、写作。只有鼓岭，使庐隐回归自然，获得自由。“这是我们故乡三山之一。鼓岭位于鼓山之巅，仿佛宝塔之尖顶，登峰四望，可以极目千里，看得见福州的城市民房栉比，及汹涛激浪的碧海，还有隐约于紫雾白云中的岩洞迷离，峰峦重叠”。她漫坐草地，欣赏鼓岭美丽的晨景、日出：“灵潮正奔赴间，不觉这时的月影愈斜，星光更淡，鸡鸣，犬吠，四境应响，东方浓雾渐稀，红晕如少女羞颜的彩霞，已择隙下窥，红而且大的昊日冉冉由山后而升，霎那间霞布千里，山巅云雾，逼炙势而匿迹，蔚蓝满空。”她极爱“遍山都是”的松树“那伏龙夭矫的姿势”，喜听那松涛、海涛，她流连于鼓山的山径、石阶、奇峰、悬崖、寺钟、山门、瀑布……她在短篇小说《房东》中发挥了回归自然的思想。据说主人公“房东”的原型“难民俤”说庐隐常教他兄弟识字，读古诗，背私塾的书。鼓岭的农家田园，寄寓了庐隐的人生理想。她把它写得像诗一般美。在散文《寄梅窠旧主人》中，庐隐再次说到这两个月的生活：“两个月之中我得到比较清闲而绝俗的生活”，“那里住着质朴的乡民，和天真的牧童村女，不时倒骑牛背，横吹短笛”，微风穿林，涧底流泉，“别成音韵，更是使我怔坐神驰。我往往想，这种清幽的绝境，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离开它，“真仿佛离别恋人的滋味一样呢，一步一回头。”“我下山之后，不到一星期，就离开故乡，这时对着马江碧水，鼓岭白云，又似眷恋又似嫌恨。”“又似眷恋又似嫌恨”，道出了庐隐对故乡矛盾复杂的心态。

　　3教书创作整理遗稿

　　此次回乡，除护送灵柩外，她主要办了三件事。

　　一为谋生，曾到福建省立女子师范（今址福州鼓一小）教书。她教体育和国文。据当年学生回忆，她总是忠实地向学生谈人生，讲女子的出路。如她讲自己的姑姑早年在京致力妇女运动，不容于世俗，最终寂寞返榕；讲新式女子逃离家庭参政不果，终为黑暗势力所骗，走上堕落歧路；讲知识女性，热心政治，参加爱国救亡运动，等等。她的开通、坦率与真诚，赢得女生们的敬重。她对福建腐朽不堪的教育界予以猛烈抨击。她说：“我去年十一月回到故乡曾在那腐臭不堪的教育界混了半年。在那里只知有物质，而无精神的环境下，使我认识人类的浅薄和自私，并且除了肮脏的血肉之躯外，没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耳濡目染，无非衣食住的问题，精神事业，那是永远谈不到的。虽偶有一两个特立独行之士，但是抵不过恶劣环境的压迫，不是洁身引退，便是志气消沉。吾友！想我在百劫之余，已经遍体鳞伤，何堪忍受如此的打击？我真是愤恨极了！”（《寄梅窠旧主人》）

　　二、整理郭梦良遗稿。梦良遗嘱之一是“整理其所译《世界复古》一书，以之付梓，汇其平日散见各报之论文，刊之成册”。（庐隐《郭君梦良行状》）庐隐说：在鼓岭，“松涛澎湃中，我正为他整理残篇呢。我一页一页的抄着，由不得心凄目眩。我更拿出他为亡友预备编辑而未曾编辑的残简一叠，更不禁鼻酸泪涕”。（《灵海潮汐致梅姊》）

　　三、创作散文、小说。在这半年中，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致梅姊》等短篇小说和散文，收集一册名为《灵海潮汐》，由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出版。其中《秋风秋雨愁煞人》写秋瑾牺牲的故事，表现庐隐在悲哀中企望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不久后，她在《愁情一缕付征鸿》中，透露要从“悲愁中扎挣起来”，“向往想作英雄”，在“深邃心田中蒸勃”起“热情”的心愿。1926年夏离榕后，她赴沪工作，年底或翌年春，回到“第二故乡”北京。1928年，她发表《雷峰塔下　寄到碧落》，此为郭梦良去世五周年的祭文，她对亡灵说：“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扎挣着呢。”

　　她与程俊英等北京女高师“四公子”的毕业合影，“现挂在李大钊老师纪念馆的墙上，永留人间”。她们曾是李大钊的学生。李大钊当年对程俊英说：庐隐“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

　　4四回故乡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庐隐亦然。但由于家乡留给她太多辛酸的经历与回忆，所以，她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她平生未回过祖籍地闽侯南屿东岭村，3岁即随父迁居湖南，对出生地福州城内南后街，也没留下什么印象。与郭梦良恋爱、结婚后，她回过福州四次。

　　程俊英是庐隐的好友，她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为北京女高师同学，除陈定秀是苏州人外，她们三人都是福州同乡。她们自称战国“四公子”，庐隐封为孟尝君，自号“亚洲侠少”。程毕业后留校任教，1923年2月与张耀翔结婚。一天，庐隐突访程的新居，哭着说：“家母在福州病得厉害，我要赶去。”请程代课。其母因女与有妇之夫恋爱，受亲友奚落，负气只身离京回闽，仅几个月便生重病去世，“庐隐在福州办完母亲的丧事，马上赶回北京上课。”（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这是第一次回乡：急奔母丧。

　　第二次回乡：面见公婆。时为1924年，为得到郭梦良一家的承认，她陪郭回福州，郭与家人（包括郭的父母、发妻林瑞贞及其外家）商议，允许郭以“同室名义”与庐隐结婚。庐隐给程俊英去信说：“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

　　第三次：伴夫养病。大约1924年底，与郭婚后，她从福州寄程俊英一信，云：“经医检查，郭患肺病，他坚决要回闽疗养，只得听从。而家人的嘻笑怒骂，变本加厉，为了郭，只得忍受。俊英，我辈素胸襟坦白，岂堪胯下之辱！”（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