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尾船政局与船政学堂创办140周年

■黄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门户，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危在旦夕！有识之士掀起“洋务运动”。清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在闽江口的马尾设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船政之始，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振兴中华。

　　船政局是清政府在福建设置的中央直属专业机构，包括造船厂与学堂两个部分。清同治五年，船政局创办“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前身），是中国近代教育之始。它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造船、航海和其它科技、海军、文化专门人才的学堂，对变法图强起到先驱者的作用，在全国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学堂仅保留部分传统，挣脱封建的科举制度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教育改革，以自然科学、近代技术为主课，引进西方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聘请洋教习，派遣留学生。这种教育是中国亘古所未有的，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改革教育策略

——“以夷制夷”，振兴中华

　　福建人受蓝色海洋的影响，是全国开民智之先的地方。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闽浙总督左宗棠是倡议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深刻认识西洋打败清朝的原因在于我海防弱，敌火轮强。他认为仿造轮船是“夺彼族之所恃”，“师其长以制之”的自强之策。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十三日上专折，建议在权操诸我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自造轮船，办学堂，培养人才。他奏道：“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清廷于同年六月初三日批准他的建议，认为是“自强之道”，“当今应办急务”，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

　　左宗棠得到设厂建校授权后，冲破阻力，解决了厂址校址、机器购买、技术人才聘用、经费筹措等问题，聘请原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和德克碑为船政正副监督,与他们签订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一系列文件，约定以5年为期。

　　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求是堂艺局”在福州诞生，暂借于山定光寺为临时校舍。翌年五月初五（6月6日）迁移到马尾。按校舍前后位置，分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学法国造船技术，后学堂学英国航海技术。随后又创办绘事院和中国第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艺圃分为艺徒学堂和匠首学堂，艺徒学堂培养中级技工，匠首学堂学制为6年，培养高级技工和技师。上述学校历史上通称为船政学堂。

　　正当左宗棠筹建船厂和学堂热火朝天的当儿，忽降谕旨，调任他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百般无奈，不忍心离开，但圣命不可违。离闽后，清廷任命左宗棠所推荐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造船、育才思想与左宗棠一致，并有所发展，是坚定不移的船政大政方针的执行者。他接任后，以“死生以之”推进造船、育才原定计划。沈葆桢在任9年，在办学过程中进一步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海防根本，首在育才”，“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改革招生办法

——不论出身，平等竞争　　

　　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次不论家庭出身向全社会招生。船政学堂采用“广报精收”的办法，公开精选生员：“凡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使许多有才华的贫寒子弟如严复、林泰曾等能够入学。历次招生要笔试、面试、体检，还要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外语基础，不仅要考察生员文采、智能和思维分析能力，还要看是否端庄稳重可靠。沈葆桢亲自参加挑选，决定取舍。当时官僚、地主子弟重科举，轻技艺，并不积极报考船政学堂，客观上给出身贫寒的子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学堂改革收费办法，以免费或奖金解除贫困学子的后顾之忧。还有安家费。左宗棠制订的《艺局章程》中写明：“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4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船政学生伙食费每月大洋7元，三餐干饭，四盘四碗，二荤一素。制服、皮鞋、书籍、簿册也全由学校发给。理发、洗澡由学校供备，每月还发给零用钱，初级3元、中级6元、高级10元。学习成绩好的还有奖金。

　　学堂采取“严进严出”的措施，规章严格，赏罚分明。对学生的品行、学业抓得很紧。除端午、中秋、春节放假外，一律不得回家。如星期日出校，“召集号”吹后15分钟就要赶回，逾时记过，过一小时革退。出寝室门要军服完整，上下课、进出餐厅均要整队。每月举行一次考试，80分以上有奖金，每增5分奖金照加。有两门或主课一门不及格的就留级或退学。前后学堂第一届共招收300余人，毕业时只剩193名，淘汰三分之一，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国家还负责安排毕业生，量才录用，享受高薪。

改革教材教法

——引进科技，学用统一

　　船政学堂保留传统的部分是：进行忠君爱国教育，以儒学为正课，攻读圣谕广训，孝经、论策，同时学习八股文。注重文学修养，强调修身养性。

　　国难当头，为挽救国家于危亡，要迫切打破独尊儒学以及僵化的科举制度，急速向中西文化结合的时代过渡，必须采用全新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学堂采用法英两国使用的教材：巴纳德编的算术，托德亨德编的代数、几何、三角，安德逊编的地理，雷珀编的航海学等。学生学习外语，吸收西方的格致（物理、化学）等科目，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船政学堂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为适应规模恢宏的船厂建设和水师队伍的需要，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按技术分设专业。船厂和学堂都是船政局领导下的部门，学生都要进厂实习，船厂各车间都是前学堂学生的实习场所。后学堂学生在课堂学习结束后由教习带上练船实习，远至南洋各埠。1871年学堂组织学生远航实习，巡历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口岸，成了中国海军最早的一次远航。至于艺圃，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实践时间更多。

　　学堂师生不为经济仕途，重在实业救国。船政局和学堂自清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0年间，共造船40艘，1.7万余吨，占当时全国造船总吨位的74%。船上蒸汽机、锅炉以及较大的精密助航仪器设备如罗盘、望远镜、气压计、气压表、舰炮瞄准器、经纬仪等均能自己制造，打破外国的垄断，保证海上的控制权。

　　学堂从清同治五年 1866年 开办至民国2年 1913年 被民国政府海军部接管为止，办学47年，学堂共毕业学生510名（连同民国初期毕业的共629名）。

　　船政学堂改革选聘教师（当时称教习）制度，吸收道德文章堪为学生楷模的贤者。初期“延致熟悉中外语言、文字洋师”，光绪五年 1879年 以后逐渐改由回国的优秀留学生如严复、郑清廉、魏瀚、詹天佑等任教。学堂要求教师品学兼优，言传身教，不论思想、品德、志向、学问、体魄、作风、仪表都堪为学生的楷模。学堂对教习 包括洋教习 、学生都有具体的严格要求。对洋教习给予优厚的报酬，但只限管教学，不许干预校政，坚持“权操诸我”的原则。

改革留学办法

——参观考察，学习西方

　　沈葆桢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提出选派留学生的问题。他主张留学生到西方“窥其精微之奥”“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以升堂者求其入室”。清光绪三年至二十三年 1877 1897年 ，清政府批准船政学堂分4批共派出留学生84人。光绪元年至清宣统元年 1875 1909年 ，学堂通过自派、参观、考察、接舰培训等途径分8批派遣近百人出国学习。是19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基地之一。

　　船政学堂通过派遣学生留学的方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是引进了西方的应用技术，出国监造近代化的军舰，迅速提高中国的科技和工艺水平。二是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突破了“中学西用”的框框，“西政”观念开始触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神经。三是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

改革教育结果

——成就辉煌，人才辈出

　　学堂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他们忠于国家和民族，名垂近代中国的史册。创办者励精图治成果辉煌，莘莘学子人才辈出：有的制造船舰扬威海域，有的保卫祖国英勇杀敌，有的钻研技术兴办实业，有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有的著书翻译引领新风。他们在造船、军火、铁路、机器、矿冶、电讯、天文、外交、法律、翻译、教育、海军建设、抵御外侮、思想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近代中国海军主要奠基人、杰出洋务运动代表左宗棠，近代中国海军之父沈葆桢，思想家、教育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造船先驱魏瀚，中国最著名轮机制造专家陈兆翱，外交家、翻译家陈季同、清末外交家罗丰禄，中国天文气象研究奠基人之一高鲁，翻译家王寿昌，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制造者巴玉藻、王助，船政航空业先驱曾诒经等。

　　他们中还有：清末民初担任海军统领、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的官员：叶祖珪、萨镇冰、黄钟瑛、程璧光、许崇智、李鼎新、蓝建枢、刘冠雄等将军。担任管驾、管轮或大副的更多。他们中有一批参与创办海军天津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烟台海校并担任校长或总教官的杰出教育家、军事家，严复还在民国初参与创办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 ，并出任第一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