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日前出现了精彩的一幕：钟南山就药价虚高向药监局讨说法。他在谈到“一药多名”现象时，非常“高调”地问道：“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当着匆匆赶来的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的面，钟南山院士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质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中国青年报》3月8日）

    钟南山委员这样面对面地、毫不留情地对相关官员进行痛快淋漓的质问，不由得让我击节称叹：问得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老百姓感到十分郁闷的是，当他们的利益因某种不当的政策受到损害时，不知道该去找谁？“衙门”是很难进得去的，媒体是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的，不少代表和委员总是在举手和鼓掌，官员避实就虚。结果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按照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政协委员是有权对官员进行质问的。我国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民主监督，包括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情况，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情况等，都可以通过建议和批评的方式进行监督。这些建议和批评，在闭会期间，主要是以书面的方式，在开会期间，就应该是像钟南山委员这样，用面对面的方式。

    在我看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和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政协委员在行使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时，应该更多像钟南山委员这样，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和官员同时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公众才能知道你究竟问了些什么，而相关的负责官员又是怎样回答的，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官员推委、扯皮、暗箱操作的空间，有利于问题的透明解决。

    由政协不由想到了人大。其实在民主监督这一点上，人大代表具有政协委员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人大代表手中握有质询权。由于各级的行政首长都是人大选举产生的，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也都是人大任命的，所以他们有义务回答代表的质询。质询权是一种通过代表的个人行为来实现监督的重要形式，人大代表更应该像钟南山那样，对政府工作进行严格质询。

    现在一谈到监督问题，许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感叹制度不健全。在我看来，虽然制度进一步健全的空间还很大，但基本的制度其实早已经存在了，只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也需要有胆有识的人率先来激活它。钟南山委员这次“高调”问政表明，他不仅在SARS病毒面前堪称勇士，在参政议政上，也堪称是一位合格的政治活动家。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委员、代表像他一样高调地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