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曾撰文希望深圳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特区立法权”的优势，在廉政建设和官员问责制方面有所突破，为国内其他地区树立一个榜样。但是在今天，当我看到“今年深圳市将出台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公开道歉制度”，并且已经一本正经地“草拟了一个初稿”（6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觉得现在有些官员在建章立制时，未免太刻意追求掌声和喝彩了，而对其实际效果和内涵，却缺乏深究，真是可惜了这个得天独厚的“特区立法权”。
　　
　　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官员犯了决策错误或其他错误，在追究了其法律责任或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之后，当事人还应不应该向社会和公众道歉？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应该道歉，却并不意味着道歉就必须成为一项正式制度，为什么呢？
　　
　　这是由“道歉”这一感情表达方式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什么叫道歉？道歉就是指犯错误的行为人通过向自己错误的受害人承认错误、表达内疚、请求原谅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弥补受害人心理上的创伤。道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道歉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才能够让受害人明白犯错误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正因此而受到自己良心的折磨，今后他绝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才会接受犯错误者的道歉，对他表示原谅。犯错误者和受害人之间的感情，也才能得到修复。
　　
　　但道歉一旦成为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它也就不再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了。因为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看，他们无法判断这些失职渎职的官员在向他们道歉时，究竟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还是仅仅是在按照制度的要求行礼如仪，走走过场？更糟糕的是，在有了这项制度之后，即便是那些真正感到内疚的官员在向社会和公众表示道歉时，公众也会认为，他是在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履行一道官场程序，因为无法确认他的诚意，因此也就很难对他表示原谅。
　　
　　所以“道歉制度”的设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亲民”，但除了毁掉道歉作为修复官员和民众之间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使之成为一篇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犯错误的官员对社会和公众进行道歉，还是必要的。如何才能让犯错官员发自内心地对社会和公众表示歉意呢？在我看来，有关方面与其煞费苦心地制定费力不讨好的道歉制度，还不如在这眼两个方面多做点文章：
　　
　　一是把人大代表对官员的质询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并把质询的过程通过现代传媒进行直播。代表们凌厉而毫不留情的质询，最容易激发起那些犯错官员的良知和羞耻之心，使他们能够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真诚地向公众道歉；
　　
　　二是鼓励本地媒体对本地官员进行批评。媒体对犯错官员的批评，在效果上应该是和人大代表的质询是相近的，而对犯错官员的触动则可能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耻感文化”传统的国家，公开的批评更容易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坚定改正错误的决心。
　　
　　我重复一遍，深圳有“特区立法权”，做到这两点并不困难，需要的仅仅是诚意和决心。而有了这两点，“道歉制度”就真成了“蛇足”，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