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修订草案）》，于5月29日提请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应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任用女干部。
　　
　　男女平等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能以法案方式推动社会的男女平等进程，保障妇女权益，自然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是，将什么都与男女平等挂钩，甚至于在干部选拔中要求讲究“绅士风度”，保证“女士优先”，就无异于一场“男女平等”的“观念秀”了。从这样的“观念秀”中，所体现的并非真正的男女平等，而是一种“平等的焦虑”。
　　
　　干部的选拔任用，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管理环节，干部是否选拔、选拔谁，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选择，选择中不能讲究“绅士风度”，而要看拟选拔者是否具备相应的岗位能力；如果是差额选拔，则只能根据考核的结果而定。“同等条件下优先任用女干部”，表面看来并无大的问题，但是，一是何谓同等条件？这一提法在干部选任中就不科学；二是在“优先”中追求“平等”，本就是一个矛盾；三是“女士优先”，自然“男士靠后”，将一个男士的个人处世修养要求与选拔相结合，误读了干部选拔的目的，也误读了“男女平等”。
　　
　　选拔干部体现“女士优先”的观念秀，其实反映了目前社会对“男女平等”的焦虑感。在社会转型的时期，出于各种竞争的压力，许多行业在就业上都对女性有着一定的歧视，一些限制性的招聘条件，把许多女性排斥在外。而在社会生活之中，也时见对女性的歧视性举措。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使得“男女平等”的国策和社会于此的努力看不到归宿，并使社会产生了一种“平等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之下，各种情况都可能被放大到增进男女平等的角度，选拔干部要“女士优先”，正是在这样的焦虑感中出现的。
　　
　　事实上，如果将“女士优先”进行一定的限定，比如说干部男女比例的强制性搭配上，是有道理的，也利于规范化。如果没有达到比例，女士自然应当优先。但当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干部选拔任用上，讲究“女士优先”，就必然要求男干部讲究“绅士风度”，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男干部的不公平，毕竟，不能在权利上以限制他人的权利来扩大自己的权利；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则有违干部使用和管理的初衷，毕竟，选拔干部并不是挤公交车，而是在特定的程序中进行的公平竞争。
　　
　　因此，建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在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中能够修改这一规定，施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措施，推动男女平等国策的进程，以健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措施保证妇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