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一曲《笑脸》红极一时的歌星谢东与女友因涉毒26日晚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据多方求证，截至当晚10点，谢东和女友两人的毒品检验均呈阳性，警方同时从谢东家中搜出少量毒品。（《京华日报》5月27日）

　　无论如何是个颇有震撼力的消息，尽管人们对明星涉毒吸毒事件早已见怪不怪，又怎敌传媒对这等新闻炒作的热衷？一时间，各种传闻蜂拥而至，使一个原本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件顿时演绎成了八卦新闻。不仅如此，人们并没有觉得出现这样的事件可耻，却津津乐道于明星们的潇洒生活。尤其莫名其妙的是，许多人在总结这一丑恶现象时，无一例外地把明星吸毒的诱因归结为娱乐圈压力过大，似乎明星吸毒不但不应该受到惩戒，反而更应该得到大众的同情。

　　我一向讨厌“娱乐圈”这样的说法，不论哪种行业，一旦形成“圈子”，就意味着成为一种风吹不进，雨淋不湿的集团势力。他们相互粉饰又相互遮丑，大家心领神会默契配合，即便圈子如酱缸，爬满了食腐的软体虫蛹，仍然让圈子外的人觉得光鲜无度。其实，明星吸毒并不是什么新闻，景岗山、沙宝亮、零点乐队等涉毒事件早已广为人知，从中可以看出，吸毒已经成为演艺明星的生活时尚，只是一些业内人士担心一块臭肉坏一锅汤，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掩盖丑闻，才使之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演艺明星的所为缺乏理性心态，比较幼稚的想法往往是把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当作演员品质去追捧，尽管没有人不知道演员的职能是做戏，但在某些社会舆论别有用心的引导和演出单位利欲熏心的炒作下，演员还是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关注，而一些人又往往借用老百姓的好奇心理，滥用公权，用“伪民意”大搞公款追星，即便是个人喜好，也摆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社会地位的攀升，注定了演员成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享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荣誉和待遇，而“特权”意识又直接或间接弱化了一些人的自我约束力，加上精神的空虚以及他们对成就感的满足，放纵自我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然，我无意贬低文艺界执业者为社会精神文明做出的贡献，但同样也不会因此而宽容某些人的罪行，就算他们身上的光环可以掩盖瑕疵，可以一俊遮百丑，也绝不是践踏国家法律的理由。目前，中国娱乐界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个吸毒者众多的群体，歌手景岗山携毒事件曝光后，北京机场的安检人员曾经透露：“娱乐圈有很多艺人吸毒，我们也曾经多次查处类似案件，早就司空见惯了。”（《重庆晚报》2006年10月16日）什么叫“司空见惯”了？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草案）》早已于同年8月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对涉毒人员都要予以法律制裁，而我们又何曾听说哪位明星因涉毒被管制和判刑？难道国家的法律也追星吗？

　　明星吸毒是中国演艺界溃烂的一个表征，揭示了文化领域颓废的现状，这种糜烂的事例虽然表现在个别人的生活中，却直接反映出国人精神层面的焦虑和缺失，从侧面也暴露了另一个社会现实——某些“精神食量”已经游离了积极向上的本义，越来越成为社会习俗堕落的催化剂。

　　我们惯于把娱乐当娱乐，从来不喜欢扯上什么微言大义。好在大部分人纯属看热闹，炒作明星丑闻也纯属市场行为，如若不然，人们非把这些明星当作民族英雄崇拜不可。我这样说不是无中生有，耳闻目睹的就有追星学者把章子怡吹捧到伟人的高度，杨丽娟那样痴狂者迷失自我而家破人亡。在这些失去理智的人眼里，偶像的行为向来是正确的，而这些自以为时髦、新潮的人们，宁可被异化，被不良的社会习俗牵着鼻子走，也不愿意打破美好的梦境。明星有如此号召力，吸毒的负面效应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说明的是，某些媒体并不比杨丽娟成熟多少——王菲生兔唇女婴本来是不幸，许多传媒却津津乐道；马季突然谢世本属于悲痛事件，有记者却追着其子马东问有什么感想。类似这样缺少人性的报道，近年来屡见报端，并早让人觉得习以为常了。由此不难想象，对谢东吸毒事件依然会有人不惜笔墨，但愿这一波的舆论炒作倾向于理性，别让人们也把吸毒的恶习也视为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