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岁末，民工讨薪成潮。重庆万州130余农民工在陕西安康打工被欠薪73万余元，多次讨薪未果后写信给陕西省省长袁纯清，袁省长接到信后转交相关部门，并指示他们快审快结。日前，此案在安康市中院开庭审理，3名市人大代表旁听监督。（2月1日《重庆商报》）
　　
　　看来，在省长指示和人大代表的督办下，这些民工的欠薪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年关将至，一些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为了讨薪费尽心思。前不久，西安30多名农民工向欠薪公司寄贺卡讨要工钱，元月30号西安市又有一些农民工给欠薪的公司送“锦旗”讨薪，如今又有人致信省长讨薪。虽然这些讨薪方式效果尚难预计，但不失为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
　　
　　看了以上消息，笔者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的民工在历经了各种讨薪风浪后，增长了见识，在讨薪问题上理智多了，懂得了用这些富有人情味的讨薪方式，它比起那些集体上访、爬塔吊、跳楼、堵路、裸奔、杀人等极端的方式，文明、理性多了，可喜可贺。
　　
　　忧的是，也感到有些愧疚和伤感，这些新招再次反映出农民工讨薪的无奈。农民工用各种自己“创造”的方式来吸引社会关注，博取同情和支持，却绕开合法合理的渠道，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正常讨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畅，从而失去部分农民工的信任。
　　
　　事实也正如此。民工为了区区工资上法庭打官司，即使讨得回来，也要付出不菲的人力、物力，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据北京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除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外，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难怪当问及他们为何不采取诉讼途径解决时，回答都是一样的：“时间拖得久，程序复杂，花费巨大”。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这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似乎更倾向于借助其他手段解决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愧疚和伤感的是，政府行政救济的乏力，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本来，行政体系内，有劳动部门、工会组织，他们拿着纳税人的工资，职责就是维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他们都担当起各自的职责，为农民工撑腰、维权，许多欠薪问题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而不必再进入司法程序，浪费农民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增加他们的痛苦指数，同时也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
　　
　　农民工频频“创造”讨薪新方式，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为了得到原本天经地义的劳动所得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现状。其也足以窥见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多远。而且，反过来也可以预见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之路有多长。
　　
　　因此，只有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尽快研究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一种长效的措施，并使制度的健全、法律的约束能够真正到位，让“不敢欠薪”、“欠不起薪”成为经济法则，到那时，农民工才无需自己“创造”各种讨薪的方式，使他们在获取报酬过程中多一些欣慰指数，少一些痛苦指数。[作者：吴仁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