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晓杰
 
　　“舆论先行”，是开发商打造社会政治影响力的第一步。不少对媒体不太了解的大众读者，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基本上和开发商“屁股坐在一起”感到十分不解。这些平时看起来“一身正气”、标榜为老百姓“办实事、讲真话”、立场“客观公正”的“主流媒体”，为什么一刊登房地产上的“新闻”，就总是和开发商“一个鼻孔出气”？比如说，在高房价的重压下，老百姓希望政府能够多提供一些经济适用房。但到了一些媒体的文章里，经济适用房就成了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万恶之源”。正是在这种舆论“阴风”的造势下，建设部起草的“房改新政”才得以“不动声色”地取消了普通老百姓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实际上，和极少数官员违反制度、多占一些经济适用房相比，那种每年可使房地产商“名正言顺”从高房价中攫取几千亿暴利的“开发商模式”，难道不应该更被推翻？再比如，有些实在是在市区买不起房的市民，不得已到农村和郊区去买农民盖的“集体房”。与有些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媒体和记者置这些中低收入者基本的住房需求于不顾，在媒体上“杀气腾腾”地进行“讨伐”，千方百计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暴利市场规则”。再比如，房价问题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敏感话题。每次一旦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或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空置房”严重积压等对开发商不利的“动向”，一些媒体总是从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出发，说什么中国的房价还要大涨20年，想方设法让更多的老百姓“登上”开发商的“贼船”，似乎中国的房市永远是只涨不落的“金娃娃”。
　　号称“党和人民喉舌”的一些媒体，为什么一遇到人民最大的民生利益——房地产的时候，就置人民于不顾，给开发商做起“吹鼓手”了呢？稍加剖析开发商和媒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奥妙。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媒体，除了少数党刊党报和个别学术刊物是依靠国家拨款进行运作外，一般的大众媒体，都是“企业化经营”，完全自负盈亏。通常，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发行收入，如报纸卖报所得，一般扣除各个发行环节及报摊的费用后，真正拿到报社手上的收入，仅仅只有报纸零售价的二分之一左右；媒体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也就是它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广告收入。实际上，除了个别财经时尚等高端媒体和体育等方面专业报刊外，绝大多数报刊的发行是亏本的。

　　报社的生存基本上是依靠广告收入，那么，广告客户对报社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人们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在报社等媒体中，房地产的广告究竟占了多少，开发商对报社等媒体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国内最大的专门从事行业信息收集和比较分析研究的慧聪公司，曾经在它的网上公布了去年１个月的“北京地区平面媒体广告行业结构浅析”。从该分析中人们不难看出，越是“主流媒体”，它的广告收入就越是“主要来源于一个重点行业”——房地产。而且它和媒体广告收入主要来源第二位的行业差距较大。

　　既然房地产广告占“主流媒体”广告收入的比例如此之大，那么房地产商的“一举一动”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这并不是说这些媒体都“上了开发商的贼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更能清楚地知道开发商与媒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同样，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密切的“利益关系”，相当多“丧失职业操守”的媒体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中，广告收入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媒体自身的生存。在相关媒体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媒体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不“透明”的情况下，哪个媒体越是出卖“职业操守”，哪个媒体就越有可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除了媒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之外，造成媒体成为开发商“喉舌”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媒体内部的跑口房地产的采编人员。他们中不少人早已成了开发商“御用的记者编辑”。在媒体内部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不少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基本上都是“媒体最富人群”。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发商给他们的名目繁多的“车马费”“份量最足”、频率最高。在前些年就有媒体同行曾经给这些“房地产商记者”算过一笔账：在一些大中城市，每年都有几百个楼盘开盘、封顶和交付，几乎在这每个环节开发商都要请这些房地产记者“意思”一下，“借记者的笔”在媒体上造造势。一年下来，这些记者从开发商手中拿取的“红包”，甚至都比在媒体内的收入还要高得多，有不少人的“额外收入”甚至达到6位数以上。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一些“重点媒体”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由于“肩负”开发商所“嘱托”的“任务”最重，比如说在房价上对老百姓的“舆论引导”，在房地产政策上运用舆论的手段误导高层的决策等等，所以这些“重点媒体”记者编辑从开发商手上获取的“报酬”就更高。他们中有的只干了几年的房地产报道，名下的高档住房就有数套。如果靠他们的工薪收入，可能他们工作100年也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去买现在拥有的住房。但由于他们在媒体上对开发商的“贡献”最大，所以很多这些“重点房地产记者编辑”所“买”的住房，不少相当于开发商“连卖带送”。

　　实际上，在现在的一些媒体从业者中，那种靠开发商的“红包”和“特别费”来“包养”的方式已经属于“初级阶段”，不少“主流媒体”都纷纷把房地产报道和广告经营“合而为一”，由这些房地产的“资深编辑记者”进行承包。这样一来，开发商和媒体房地产方面的记者编辑完完全全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当媒体中广告经营和新闻报道混为一谈之时，当房地产广告的受益多少直接关系到房地产记者自身的利益之时，这些媒体有关房地产的新闻报道能否“公正客观”就可想而知了。

　　在媒体成为开发商的“喉舌”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媒体高层的“利益取向”。媒体的总编“也是人”，他们中“头脑活络”的也在“炒房暴富”。据了解，在江南某号称世界百强报纸的老总中，就有人在繁华的闹市中心拥有400-500平方米左右、市场价合计500万左右的３处房产。指望这样的“炒房老总”在其领导的媒体中号召“降低房价”，实在是“天方夜谈”。

　　这里应该提醒人们的是，不要以为开发商想收买和影响的媒体，仅仅只是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促销房子的“主流媒体”，这未免就太小看开发商的“政治抱负”了。有“大局意识”的开发商更看重的，恰恰可能是那些发行量不一定大、收视率不一定高、但却一定对高层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和电视。他们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以让高层的领导人听见，他们要通过“舆论压力”给高层决策造成误导。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权威媒体，经常也成了开发商的“炮筒”。

　　正是由于开发商和媒体、媒体中的房地产记者编辑以及媒体中的“老总”有如此多的千丝万缕、甚至是“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一些媒体成为开发商的“托儿”及开发商的“喉舌”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媒体中有关房地产的报道和专题节目，经常是“怪事迭出”。

　　如中央一出台有关房地产及房价方面的调控政策的时候，在大多数的“主流媒体”、甚至是某些中央权威媒体的版面及频道上，经常出现的“嘉宾”就是那么几个开发商(如号称“地产总理”的任志强)、开发商的“会长”及“御用的专家”。本来中央要“调控”的对象，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及产业，但坐在媒体“嘉宾”席上大谈房地产和房价调控的，竟然就是这些利益集团的“骨干成员”。这就如同人大出台一项专门针对某个方面“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但到媒体上对这些法律法规“评头论足”的，恰恰是这些“犯罪分子”。记得在今年的黄金周期间，某电视台在其做的一档房地产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邀请的“主嘉宾”就是任志强和那个被网民视为“人民公敌”而骂得“狗血喷头”的某教授。很多观众和读者都很奇怪，为什么人民要在自己的“喉舌”中，在事关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那么困难！

　　由于我国在媒体上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所以对媒体导向的监督和制约相对比较滞后。媒体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多重利益博弈空前激烈的时代，“人民的喉舌”往往被“空置化”。现在的媒体没做好当地党政官员的“喉舌”，可能立马会有人追究，媒体的负责人可能就会因为没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不够而下岗，但有谁听说过，哪个媒体，因为没有成为人民的喉舌，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站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而受到追究和问责的呢？！在发达的法制国家，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选择不同的媒体发布他们的广告，但在严格和比较健全的新闻法下，广告客户、甚至报社股东和老板不可以影响编辑记者新闻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媒体，要在当前多重利益博弈空前的时代不受诱惑，不为利益集团所“收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好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在媒体的制度建设构架上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