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低保资格在各地都会遇到形式各异的限定，有的规定养宠物不得享低保，有的规定常买烟者不能享低保，还有打麻将、佩戴金银首饰、两次拒绝就业等限定。海南省日前审议通过的《海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中特别强调，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
　　
　　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是为了惩罚谁吗？惩罚超生的孩子吗？可生育是父母决定的事情，孩子根本无法选择出生或者不出生，他们在超生上是无辜的，不应排斥他们享受低保的国民待遇；惩罚超生的父母吗？可超生者已经为超生受到了惩罚，《计划生育法》规定超生的家庭必须按标准交纳社会抚养费，“人不得为同一错误受到重复惩罚”是基本的法治理性，而不得享受低保是对超生者的重复惩罚，显然不妥。已受到惩罚的超生者生活缺乏保障时，应能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有人会说，低保政策如此排斥超生者是为了表明一种“不鼓励超生”的政策姿态和道德态度，对超生者进行一种“养不起为什么要超生”的政策警戒。笔者认为，低保政策不应承载这种低保之外的政策目的，低保政策的目标应该非常单纯，就是为生活真正困难、缺乏保障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低保政策制定者的眼中应该只有需要救助的生活无着落者，而不必过分考究他们何以“生活无着落”，是因为超生还是因为生意失败。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一个制度实施起来要有执行力和效率，只能承担一种管理任务和治理目标，对象越单一、指向越明确、任务越简单越好，任务重了、目标多了、指向模糊了，就会耗散制度的注意力，破坏制度内在的执行逻辑，从而在冲突中使制度陷入瘫痪——低保制度的指向应该很明确，就是为困难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承载诸如“不鼓励超生”之类过多的教化任务只会扭曲低保政策的救助初衷。超生的归超生，低保的归低保，惩罚和抑制超生的政策任务和价值目标只能由《计划生育法》去承担。前段时间舆论热议的“择校费收税”也是这个道理，严禁择校那是教育部门的事，税务部门只应负责对各种收入依法进行征税。[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