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级(含)以上职位”与“3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这看似无关的两个命题却被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日前，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下文”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新闻晨报》9月19日)

　　与此关联的一则新闻是，9月8日，记者在江苏省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上看到某卷烟厂的一块广告牌，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厅局级的享受”。“至尊××”是某卷烟厂生产的卷烟，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看来，在商业活动中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提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身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交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不过，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缘，却与以前“身份社会”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没有官位的，但银行认为其达到相应官位信用标准的人，如高校副教授以上，医院副教授以上医生、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国企高管、财务总监等也套用副处级信用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情形下我们的权力失范，权力能获得超额收益。

　　就银行信用贷款的事例来说，银行是商业企业，企业是要追求利润和防范风险的。所以，我们应当认为，企业作出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之类的规定，是符合理性经济人正常举止的。银行当然知道，官位在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并不一定就更讲信用，但是，银行是看中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收入，看到他们潜在的牟利能力，如果他们不讲究信用，可以去扣除他们的收入或者要求执行他们的财产，这些足够来清偿银行债务。

　　因为，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能偿债的能力也就越强。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更是无底洞，要不，一个厅局级干部，他工资再高，能抽得起这种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的“至尊××”吗？

　　而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多少的标准。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的标准，在我看来，更重要是其年收入、工作的稳定性，其个人良好的信用记录等等。在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年薪要远远高于总统的十几倍、几十倍，如果权力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如何能用行政级别作为定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呢？

　　所以，银行作出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之类规定，看似是银行“重官轻民”，“官本位”思想严重。但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还必须追问，我们是否给予以了官位以过多地待遇，权力是否经常会混用，从而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获取超额的收益，以致于官位居然可以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杨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