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国安

　　因为孩子元元患有脑瘫，进行“神经干细胞移植”需要4万多元的手术费，母亲戴紫儿向远在北京的王菲、李亚鹏夫妇发出了一封求助信，信中她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一位母亲对孩子康复的渴望。这封信的内容就刊登在报纸上。（9月14日《华商报》）

　　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一个贫穷的母亲要救儿子的心情，但我对他们的做法却抱有不满。第一，在求助信中拿王菲、李亚鹏夫妇生的唇裂儿说事，是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是缺乏道德的，其理论也很荒谬：要求别人从自己的痛苦想到别人的痛苦因而必须帮助别人，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分担别人的痛苦而要求已经痛苦的人帮你分担痛苦？第二，你向王菲、李亚鹏夫妇写信求助，那就写好了，直接发给他们。为什么王、李还没收到，倒抢先把信的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你这是写信还是打广告？

　　困难群众直接向富人求助的事已经发生过一次了，那是农民刘福成为给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治病，写信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6位身家过亿的“中国富豪”求助，那信也登在媒体上。这件事，媒体评论很多，其中最精辟的论述是：这是媒体对富人的一次“道德绑架”。

　　事情正是这样。现在把求助信公开了，就给被求助的富人出了一条必答题：你是救助还是不救助？救助，你就是有道德的好人，得到公众的赞扬；不救助，你就是为富不仁，受到舆论的指责。这确实等于媒体“绑架”了富人的道德，要富人花钱“赎”回去。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迫使富人出钱救助，也可以解决一个需要救助的具体困难。但是，在收到好的效果的同时，其弊端就是，它冲击了社会公平。

　　一方面，对富人的“道德绑架”侵犯了富人的权利。不错，作为先富起来的人，有帮助穷人的义务，但这是从道德层面的结论。事实上，救助穷人，是富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就是说，救助不救助，花多少钱救助，救助张三还是救助李四，都应该由富人自己决定。现在媒体通过“道德绑架”，迫使富人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救助媒体公开的困难对象，放弃了自己的决定权或选择权；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需要求助的对象来说，媒体对富人的“道德绑架”会使平衡的天平发生倾斜。本来，富人救助有自己的指标和标准，也有自己的程序。媒体把某一困难对象公布后，迫使富人打乱原有的正常程序，对其进行优先，有可能挤掉另一更需要救助的对象。这就好像高考时，媒体宣布为某人“加分”甚至“包送”，反而会使本该录取的人落榜。而媒体的“加分”甚至“包送”并无标准，不过是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新闻线索，却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例如这一次母亲戴紫儿的求助，她写的信本该发到李亚鹏所在的演艺经纪公司，公司在筛选后，将其中部分信件转交给李亚鹏。现在，这样的程序就被媒体打乱，戴紫儿的求助信就直达了，而且裹胁广大读者都加入了索取救助的行列。

　　媒体不能参与“绑架”富人，因为我们的社会不能保证每一个需要救助都得到救助，你也不能判定谁是最需要救助。如果媒体主动参与策划，就更不妥，我们有理由怀疑背后的私心。而富人在接受媒体转达的求助信时，也应该遵循自己的救助标准和程序，决不要对媒体公开的求助者格外青睐。我们可以和党政机关一样，请示问题按程序上报，报告勿寄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