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扫黄办”原主任汤文君指使出纳李冬将收缴的非法光盘当废品卖掉敛财。李冬从中贪污29万元后，投案自首并检举上司。汤文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广州海珠区法院日前一审判处李冬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汤文君在位时，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收缴非法出版物行动，仅2003年广州就收缴了1000万张光盘，当年广州市获得“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称号(8月20日《珠江晚报》)。

　　身为“扫黄办”的执法者，竟滥用职权，将收缴的“战利品”当“废品”卖掉，继续流向市场为害民众，而这些“废品”的回收款则落进个人腰包。这种行为的卑鄙与害人程度，与制黄贩黄者何异？

　　“黄祸”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有暴利的刺激和驱动，“扫黄办”贩黄也不例外。汤文君光去考虑“广州市一年收缴黄色书籍和光盘数量极大，当作废品出卖后所得款项非常可观”了，至于可能出现的后果，则无暇顾及。在我们的执法队伍中，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执法者，又何止汤文君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化公为私，执法犯法，诸如此类的丑闻已数不胜数。其结果只能是民众利益受损、国家机关信誉受损。

　　更重要的是，“扫黄办”打着“扫黄打非”旗号以自肥之类的奇闻，让我们的法律“很受伤”。法律本是具有威慑性的，但是，身为“扫黄办”领导的汤文君却敢反其道而行之大发“黄”财，拿所谓的“战利品”来充实自己的腰包，究其原因，无非是其认为自己拥有特权。而某些执法机构的特权，往往又是“人治”这块温床培养出来的畸形产物。他们自以为手中握有执法的权力，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其眼里，法律只是用来管别人的，再加上他们处于一种缺乏监督的状态，于是各地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执法犯法案件。何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