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易中天成了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点。在我看来，易中天的成功正是一种浅思维的成功。

　　“浅思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心武创造的一个词，他当时用这个词指计划经济后期不少青年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到今天，这个词早已被忘记了。不过，我觉得它的字面意义还是很有用的。我用它来指一种既不同于感性的生活经验，又不同于理性思考的特殊思考。我觉得，这种浅思维有点接近康德的“知性”的观念。其特色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这种浅思维是对知识巧妙的“软”性处理,将知识变为有趣的叙述和充满具体可感的素材。故事是这类思考的核心，浅层的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是这类思考的支柱，引人入胜的趣味和漂亮的表达是这些浅思维的中心。形式大于内容，也必然让这样的文化形态有其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宏大叙述的新特点：传道启蒙已被和大众热闹的互动所取代。高高在上的宣讲已被热热闹闹的签售所替代，被启蒙的群众已成了着迷的“粉丝”，激情的志业已成了找乐的狂欢，现代的大叙事已被后现代的碎片所覆盖。

　　其次,这些浅思维的思路其实也切实契合了当下的问题，今天的“草根”不仅仅需要感性的宣泄和满足。他们见多识广，通过互联网知道许多事情，文化水准比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群众”高多了，所以，光靠“超女”、“好男儿”的感官满足还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有用”的“知性”文化。用浅思维的文化来启悟自己的人生，迎接市场化下让人感到相当严峻的挑战是易中天流行的大背景（当然，有助谈资，让人在饭桌上和酒吧里不是没有话题的乏味之人的目的也是一个方面的价值）。浅思维的好处在于切近生活经验，有感而发，局限在于康德所说的，它是“幻觉的家乡，在这里，有许多浓雾和许多迅速溶化的冰山，造成了远方有个海岸的假象，不断以空幻的希望迷惑了喜欢冒险的水手。”

　　浅思维的运作依赖于电视的有力传播，更依赖于“草根”的网络口碑。余秋雨当年靠《文化苦旅》一书打出名气，而如今却完全靠电视维持声誉。余的浅思维还是靠书先传播之后，由于电视对于浅思维文化的强烈需求，余才登上电视。易中天的崛起却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他变成了新的偶像。这和余秋雨的情况正成对比，当年的电视媒体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无所不包，还是“精英”不大涉足的领地，余还有靠一本书成为偶像的机会，但到了易中天，情况已经变了。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易的讲课有点“说书”的淋漓痛快的风致，又有一点教书先生的博雅，可以提供和一般感性满足不同的有趣的电视经验。

　　我们总是议论电视搞不了文化,读书节目总是办办停停。像崔永元这样一直在电视圈里打转，却又高调抨击电视的“明星精英”，总是充满焦虑，觉得电视降低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如今，却真有了比崔永元正宗得多的学者现身说法，崛起为电视明星，这的确是个奇迹。现在看来，电视不是不能走“文化”路线，只是有其自己的限制，当年的读书节目的困扰其实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和观众结合的点。也就是没有浅思维的发挥，反而是试图将学理通俗化，其实是没有把握媒体在今天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靠几句高调的批评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在今天，电视里的名声仍然需要我最近阐释的那种“后小资”的“草根”在互联网上的追捧才可能广为流传，网络“草根”的支持才使得易中天成了今天最为引人注目的明星。当然原来作为电视观众的较老的一代还有自己原来的影响，但毕竟是新的“草根”的作用让易中天脱颖而出，在文化市场上有了这么引人注目的表现。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