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广州一男子在洛溪大桥上上演“跳桥秀”，引发塞车10公里。“这是一种‘劫持大众’的不法行为，一定要严惩！”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在接受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他给广州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建议”，其内容就是建议市公安局针对各种“跳桥秀”、“跳楼秀”事件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对广州交通秩序的影响。（8月17日《信息时报》）
　　
　　非典时期钟南山说过一句话：还有什么是比拯救生命更大的政治？同理，还有什么是比拯救生命更大的经济？秩序之上，应有人性的光辉，利益之上，不能蒙蔽了对生命的敬畏。
　　
　　翻翻报纸，醒目的“自杀秀”和绝望的眼神“相映成趣”，媒体以超然的冷漠解读着一个个生命的赌注，一个“秀”字活脱脱地表现出评判主体对“准自杀者”的轻蔑、厌恶和戏噱心态。问题是：谁不想平安地走在大桥上？谁会平白无故拿性命去玩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当生和死距离不远，生命就成为最后一枚火柴，绝望的电光火石也只为获得一次正义的关注。
　　
　　我也不能认同“自杀式维权益”的行为，但我更想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在“高楼大桥”上上演着权益自救的悲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风险和利润是成正比的，当公民的维权成本从“怒斥”到“反映”到“投诉”甚至“裸奔”都难以获得预期的“救济效益”时，他自然会选择高风险的真假“自杀”来抵达“权益高效益”。这里有三个可能的前提：一是他必然深信其“自杀成本”是符合经济正义的；二是有序地投入了工资、时间、体智力等生产要素却难以获得正义效益；三是他早已“维权破产”。而这三种“或然”其实就是这些所谓“自杀秀”者辛酸的“必然”，他们的案例无不印证着以上的逻辑。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好，地方性法规也罢，对在公共场所自杀“添乱”的人纵使严厉处罚，能治本吗？如果在我们精英分子所主导的利益格局中，能让弱势群体合理分享到改革的蛋糕，不再为社会的发展分担巨大的“沉没成本”，谁会不热爱生活的美好呢？自杀不是“秀”，是我们改进维权途径、机制、效率的警钟吧。历史上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自杀辩护过，所以英国等国家放弃了对自杀者的惩罚；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法律，中国也只把自杀威胁视为弱者的底线抗争，或称私力救济。人大代表当然可以“怒斥”，但，也请给“自杀式”维权者一个“怒斥”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