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年第七期的《清风苑》报道，2006年6月1日，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涉嫌受贿一案，在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早在1994年，杨枫任气象局长时就掘到了他腐败生涯的第一桶金，他收一位包工头的2万元。据他事后回忆当时“又惊又喜”：“第一次收受钱财，惊的是一旦出事，一生就完了，喜的是钱来的太容易！”

　　“腐败如此美丽，没有理由不去试一试。”一个贪官，可能因为贪污受贿的笔数太多，时间跨度太长、涉及面较广等复杂性因素，大量财产来源不明，但他不应该忘记自己搞腐败的“处女作”，尽管随着东窗事发，他们对这篇“开山之作”尤为痛心疾首，悔不该当初，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恰恰是这篇“处女作”完成之初和完成之后的某种“自信”误导了利令智昏的官员，使他们从偶尔一露的“随笔”到见于报章的“短文”，再到“中篇”、“长篇”，最终渐成“财思”如滚滚潮涌、日见一篇的“博客”了！

　　“一”字不仅仅是“处女作”的第一笔，而且是贪官洋洋洒洒“腐败文章”的累积之基。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资金管理局原局长，现在沈阳地区监狱服刑的景治忠在警示教育基地进行现场忏悔，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党员干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他讲述了第一次受贿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俩钱买烟抽吧。’说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我连忙把信封还给他，并对他说：‘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就这样来回推搡很长时间，他就是不走，当时搞得气氛十分尴尬。我自以为深谙事理，觉得中国人就是讲面子，你不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面子，你不给他面子就不够朋友。于是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那次我留下的是2200元钱。” 有些刚刚开始掌权的官员常常要面临一席酒宴，一次旅游，一件物品，一叠人民币的物质诱惑，他们在忏悔中总是说“这些都是形成蜕变的思想压力和物质压力”，思想的大堤何以垮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易？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随着个人地位的变化，权力的膨胀，在当时发热的头脑里，那些肮脏的“第一笔”已经完全忽略不计了。

　　贪官对“处女作”的惊恐淡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漏洞的存在。我们常常在追溯贪官第一次“处女之作”时作许多假设，诉求于监督制度的覆盖面和控制力。那么，第一次的“亡羊”，我们到底“补牢”了没有？朱元璋执政不久，发生了一起重大贪污案，户部侍郎郭桓大肆侵吞钱粮，几乎和当时全国秋粮实征总数相等，牵连到12个朝廷高官、6个部的大小官员和许多大地主。朱元璋大为震惊，同案统统斩首示众。由“亡羊”想到“补牢”，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下令在钱粮登记时，把汉字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这样一来，果然杜绝了很多官员的“贪念”，有效堵住了财务管理中的漏洞，这种采用大写记账法一直沿用至今。封建统治阶级用制度来约束官员的腐败，从而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官员监督机制。对于今天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惩防体系，有着现实意义，所有制度的目标不仅要让官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而且要让他们没法贪，贪必捉。

　　透过诸多官员由廉到贪，由小贪到巨贪的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对腐败现象和行为，仅靠个人意志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有效控制的效果。要让官员在贪污腐败上难以写出“处女之作”，必须依靠严格的纪律制度和各种形式的监督。将官员的侥幸心理扼杀于最初的“一闪念”，应该成为在反腐倡廉中强化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价值观，充分运用科学制度监督权力运作每一个环节的首要任务。 梁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