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看，“国情论”没有问题。但如果联系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它就值得怀疑了。我们以“城乡分治”这个现象为例，从过去、现在、将来及其循环过程这个角度谈谈“国情论”这个问题。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是：国家还没有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全民待遇公平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国情，决策者决定优先建造城市和发展城市工业，在管理体制上搞城乡分治，在政策上搞低价农产品换取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剪刀差”。这项政策导致市民平均收入和社会福利长期高于农民，同时窒息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活力。这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城乡差别和现有国力不足等现有国情，是我们在建国初期播下的“国情论”种子的结果。笔者不愿过多指责过去的失误，因为刚刚建国时决策者还缺乏经验和教训。到了今天，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已经引发出很多的社会问题，并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按说，我们理应对当年的城乡分治、“剪刀差”决策好好反思并努力改错了，可是，在待遇公平是所有人的政治权利、公平就是稳定、公平就是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杨宜勇又将当年一模一样的“国情论”搬出来，仍然认为国家财力无力解决农民的福利问题！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将建国初期的“国情论”延伸出的现有国情当作新的决策平台，那就是在继续保留、延伸甚至放大城乡差别等现有国情，就是继续制约经济的发展，就是要使我们的未来只能成为现有国情的复制品且走向新一轮循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仍然不把解决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收入不公和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绝对不会自动解决，几十年后，我们仍将面对着这些难题，只不过积累的问题更多、造成的矛盾更大、解决起来更难而已。说到底，拥有巨大惯性的“国情论”，其实只是决策者们绕着难题走的一个借口而已。当然，无论是当时的决策者或目前的决策者，从来都不认为农民的低待遇是合理的，也没说过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只是打算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渐解决。可是，没有一个决策者为这个“一定程度”定下具体的标准和时间表，于是，城乡差别的政策就被固化下来。要改变这种局面，决策者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国情观，一定要迎着难题搞决策，不断改变现有国情。就农民低保待遇而言，国家财力再弱也不是理由，多了多给，没钱时哪怕每月１０元钱也行，这起码是树立了正确的执政理念、负起了政府应尽的责任吧！（河南 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