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报道：在7月22日《超级女声》广州唱区20进10比赛中，选手孙艺心大胆撩裙并露出白色底裤，未经删除在湖南卫视播出。广电总局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加强整顿力度，希望选秀节目首先要自律。一位姓谭的业内人士说：“我看了看网上的报道，大概平均两周就有选手露底或走光一次。”“超女”直播节目的不健康内容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不久前，曾展开了一场超女“高雅与低俗之争”的舆论大战。当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填答问卷的5425人中，51.0％的人认为“超女”低俗，另有36.3％的人持相反意见。

　　笔者以为，“加强整顿力度”以及“希望选秀节目首先要自律”几乎毫无意义。真正要考虑的，是“超女”活动该不该登上电视的大雅之堂。由此联想到一件“趣闻”：为了测验不同城市市民的道德水平，有人曾将钱包故意丢弃在马路上，然后躲在隐蔽角落里观看行人拣到后的表现，随即有舆论批评这种做法本身的不适当。表面看此做法与“超女”活动毫不相干，仔细想想却有道理的互通之处：鉴于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道德水平，多数人拣到钱包悄悄揣进裤兜是本性使然，系“正常”举动，而通过故意设“局”让人性的弱点得以展现，然后斥责其不道德，这种做法本身就有些不道德。“超女”虽然是一种大众娱乐，但从某种角度说，同样也是一种让参加者展示人性弱点的活动。参加竞争者的目的十分集中而明确，即“一夜成名”，而成名的“机制”是尽可能吸引观众眼球。试想，超女毕竟不是正在举行的青歌赛，是靠声情并茂的歌声以及演唱技巧赢得评委的高分并争得全国观众的人气指数。既然其在“音准方面稍微欠缺、表现欠佳”，为了取胜，当然会借助于“露底、走光”或别的噱头赢得票数，因此不能说“露底、走光”不符合“超女”这种活动的规定情景，也不能说它违反了“超女”竞争者的一般行为规律。

　　“超女”的火爆离不开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电视媒体。假如说“超女”活动是十足的商业运作，那么有关电视媒体之所以肯提供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媒体平台，其基本目的当然也是商业运作。于是引出一个问题：对“超女”活动“高雅与低俗之争”的争论，不能局限于评判活动发起和组织者的功过是非，还应评判有关电视媒体的功过是非。

　　尽管目前电视媒体可以以赚钱为目的播发商业广告，尽管财政对电视台的投入也许不多而他们更多的是靠广告费“养”着，但从整体而言，所有电视频道都是地地道道的“公共资源”。而“超女”活动组织者一旦拥有了使用这种公共资源的机会，公共资源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成为实际上的“商业资源”。公共资源与商业资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社会角色不同、功能意义不同、掌控者身份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运作方式不同等等。在现行体制下，国家是电视媒体这种公共资源的掌控者，这就决定了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以及具体的利益诉求都是社会效益。电视媒体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追求社会效益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必须明确的问题。

　　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精神信仰。而如今中国，一方面是一个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社会。正如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超女”引发的问题，只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青少年价值观畸形嬗变的一个突出案例。谁来拯救这种精神信仰危机？当然只能靠党和政府。怎样拯救这种精神信仰危机？电视媒体无疑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不妨把“超女”现象以及“超女”之争看成是一个偶然和具体的事件，但偶然中有太多的必然，具体中也浓缩了太多的抽象。假如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负有先进文化导向责任的电视媒体以及这种公共资源的掌控人却未能意识到，这是不是一种讽刺？

　　任何公共资源都是有限的；相对于商业资源，公共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一个电视频道，不是用来干这个，就是用来干那个，既可用于先进文化、高雅文化、主流文化的张扬，也可用于低俗文化的传播。电视媒体这一公共资源究竟怎样配置、怎样利用，目前几乎处于无原则、无法律依据、无操作标准、无有效监督的状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比讨论如何让“超女”自律以及如何加强整顿力度，具有更深刻、广泛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