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好市民啊，当你们发现我的时候，也许我已经死亡，也许在奄奄一息。我希望你们别再救我，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感到是唯一的办法，我面对病中的孩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一位贫困父亲写下的遗书，面对一岁半的重病儿子，他先欲卖肾，在行不通的情况下想到了自杀，他希望捐献自己的器官，请求受捐者救助他的孩子。（7月18日《齐鲁晚报》）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更悲哀的事情吗？眼睁睁地看着亲生骨肉痛不欲生，贫弱的父亲却无能为力。在残存的希望被冷漠的人们和疲软的救助政策一点点抹杀之后，无论他们最终选择了自己“先行”，还是让孩子“先行”，无疑都是对社会救助体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巨大怨愤和嘲讽！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全国“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如是说。可是，如何保证9亿农民的健康？我觉得，能让困难群众看得起病，让贫穷的父亲不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就是当前最大的公正，就是维护公平正义、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前提。
　　
　　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一个城市要想在短期内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制度，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也会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但是，面对卖肾救子、卖身救母之类的特困人群，政府救助部门至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帮助他们渡过暂时的难关，给他们一点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难道不是吗？

　　有统计显示，在我国有关部门接到的举报中，匿名举报占了大多数，匿名举报也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这会给办案工作带来困难，调查范围加大、甚至会惊动被举报人。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我国对于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和措施还不到位。

　　“没有它，许多证人将在出庭后永远消失。”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保护证人的名言。在我国宪法条文中，对举报人的权利有明确规定，而且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保护举报人的规范性文件和规定。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规定实际操作的有效性不强，容易形成互相推诿，责任不明，所以就会出现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事。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对法制国家来讲，遵纪守法、敢于弘扬正气的人应该成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大家出来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在弘扬正气。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家都不敢出来举报犯罪，认为类似李文娟的做法“太傻了，太不值了”，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就很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