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房地产价格往往以更高的速度上涨，这是世界许多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购房成为投机行为，就会形成房地产泡沫，形成金融危机隐患，形成中低收入者住房难的社会问题。相对于其他产业，在房地产业，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比较明显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政府从来是介入房地产业的，只是手段和力度不同而已。

    以韩国为例，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复苏，房地产业随之繁荣，房价和房租同步上涨。２００３年，韩国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其主要政策是：加大住宅建设的土地供给，增加住宅供应量；抑制投机性需求，针对性地提高房地产转让税率，针对性地禁止住宅预售权转让；实施国民廉租房建设计划，政府投资在１０年内建设１００万套国民廉租房；完善全国房地产信息系统，使有关信息及时、透明，实现买卖双方信息对称，等等。在韩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后，２００４年住宅价格开始下降，房租２００３年即开始下降。

    从新加坡的情况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专司建造公共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组屋现今已成为８７％居民的住所。为实现“居者有其屋”，新加坡的政策是：实行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组屋建设坚持小户型、低房价原则；对购买自用房者实行税收优惠。对１０％的最困难群体，政府提供补贴或廉租房。政府有关的管理严格有效，避免了欺诈投机现象。

    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过程同时成为城市化的进程，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成为各国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能。新加坡、韩国等国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避免了南美国家、菲律宾等国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现象，值得借鉴。住房是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解决这个问题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能，这种意识必须明确而自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价高企从本质上说是供给与需求落差过大所致，其根本解决有赖于住房的有效供给。与此同时，炒房套利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炒房套利一旦形成投机狂潮，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造成金融隐患，对国家的经济平稳发展不利。在房地产业，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应是最大限度地缩小炒房套利的空间，要能“节制资本”，通过有效监管和针对性的税收抑制过度的谋利冲动。政府政策必须要有前瞻性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防止大的马鞍型起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进入炒房的情况也要有警惕，予以有效的控制。

    在政府通过补贴、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时，其机构和人员的廉洁有效是基本前提，否则，政策再好也等于零，只会给舞弊欺诈者提供寻租空间。政府的土地转让必须经过公开公平的拍卖，政府的购租房优惠必须有严格的资格审定，否则，政府的“好处”会被资金拥有者侵占，落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当政府机构成为住房投资主体时，必须以中低收入者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