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十几年来，GDP增长速度和总量是衡量各级政府尤其是一把手政绩的首要指标，生态与环境被轻易地牺牲。为此，有人提出应当改变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编制绿色GDP，把生态环境因素囊括在GDP指标中，但此举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针对这点，有专家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每一次公布地区生产总值的同时公布该地区的污染情况，将两个指标捆绑在一起。有报道说，有关部门近期正在拟定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其中也将考虑环保因素。

    这次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提出的建议，与各种增加生态环保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的建议相比，其独特意义在于，它让人们在设计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时候，注意一个基本常识:即使没有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甚至GDP出现负增长，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职责。

    这确实是一个常识。政府的职能并不总是发展经济，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相反，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经济方面，也绝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提供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执行合同，维持价格稳定等等。最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某些财政刺激政策。

    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各地政府则通过直接控制、操纵要素价格、通过地方保护等方式，推动本地GDP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强制性增长。从短期内，确实可以创造出好看的GDP，但却是以挤占其它方面的可能收益、透支未来为代价的。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应当说，在经济领域如此积极，不是一个政府应有的常态。一个正常的政府，总是力求在司法、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目标之间保持平衡。这些目标之间有时是互补的，有时互相没有关系，有时可能是互相冲突的。明智的政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比如为了GDP的增长，而不顾甚至直接牺牲其他目标。

    当然，要让政府明智，就应当建立一套相应的政绩考核架构，其核心是官员直接面对民众而不是面对上级。一个地方究竟应当优先追求哪些目标，政府资源在各个不同目标之间如何配置，这些都应当取决于民众的偏好。因而，政府要在各种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就是必须对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作出回应。

    假如有这样的政治约束机制，则官员自然就会面对民众变化着的诉求，动态地调整政府所应追求的目标。这样，从横向看，各个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是多样的，比如，在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政府就将主要致力于维持生态平衡，而不是追求GDP增长。从纵向上看，同一个地方的政府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目标也会有所变化。比如，在失业严重时期，政府会偏重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平时，则可能更偏重于供应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或维护治安。

    当然，人们立刻会怀疑，如果政府不追求经济增长，政府没有充足收入，如何向民众供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种疑问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即经济是靠政府推动才增长的。事实是，即使政府不去刻意追求GDP，一个地方的GDP本身也会自然增长。因为每个普通民众希望增加财富，每家企业都致力于扩展业务，在这种动力下，劳动分工在细化，知识在增长，生产效率在提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它自然会创造出财富，其中一部分会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让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然，这种自然动力要正常发挥作用，需要政府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但在此之外的任何自命不凡的措施，都必然会导致某种不利于民众长远利益的后果。

    当然，如果一个地方为了保护范围广泛的生态而不得不人为抑制经济增长，则受益地区理应提供补偿，或者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以保证该地区政府收入和民众福利不受影响。这样的利益转移补偿机制，也是诱导政府平衡不同目标所必需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