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大荔县农民高进发三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六次审理三次判决，从一个两次被判死缓的死刑犯到无罪释放重获自由。又一次半年多的等待后，12月4日，他终于拿到了7万余元国家赔偿金中的一部分。（12月6日《西安晚报》）
　　
　　高进发被成为陕西的“佘祥林”，在法律界引起强烈反响，被法学界人士成为陕西死刑罪犯“疑罪从无”第一案。
　　
　　此前，赵新建案也影响极大。1998年8月7日凌晨，安徽省亳州市邢庄村一少女被杀，现场因有该村村民赵新建衣物、拖鞋等，赵新建的噩梦从此开始，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直到杀人真凶被捕，赵新建的冤情才得以昭雪。
　　
　　冤案产生的原因，跑不了疑罪从有，刑讯逼供，外力干预，官不悔过等几条。但，不论是佘祥林，还是赵新建，抑或是高进发。三个案子还有一个共有的细节都不为人注意，即三人均有“前科”。
　　
　　比如高进发。1999年高进发所在村庄发生一起幼女被杀案，2002年当地再次发生此类案件，曾经“有过性犯罪史”的高进发成为此案疑犯。
　　
　　比如赵新建。在受害人家属眼里，赵新建“不是什么好人”——1994年，因偷盗本村人的银元，赵新建被劳教两年。
　　
　　比如佘祥林。“正是因为佘祥林生活作风不检点，才导致悲剧发生！”——佘祥林妻子的哥哥说。据他介绍，佘祥林在马店乡派出所当上治安员后，与别的女人产生了感情。妻子张在玉知道后，经常与佘祥林吵架。
　　
　　三个冤案的主角共同的“前科”细节不能不引起重视。正是三个人有“前科”，才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凶手——这跟“有色眼镜”看人不无关系。
　　
　　在法律教育和感化后，违法者就不应再受到额外的惩罚。可事实上，一个人犯了罪，不仅要受法律的惩罚，还要受到社会的惩罚——道德歧视。而后者比前者更厉害，也更持久。
　　
　　于是，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常常被看不起；甚至其父母、子女都要受到歧视。而长期的歧视，又让他们跟社会逐渐疏远。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再犯罪是顺理成章；一旦他们被认为是嫌犯，人们更多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社会的歧视顶多让他们受到道德谴责。但这种歧视一旦上升到国家的执法、司法人员，“疑罪从无”这一司法原则就会变为“疑罪从有”——因为在戴着“有色眼睛”执法者看来，他曾经“不老实过”，现在“不老实”也是天经地义。[作者：程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