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经过专案组几个日日夜夜艰苦的奋战，贵州兴仁县长灭门案的侦破有了重大进展，近日，专案组已经成功地抓获了一位犯罪嫌疑人。

　　我异常惊讶于媒体的钻透能力，他们居然能在“专案组内部人士”口中打探到如此详细的细节——“凶手供述称，他和文建刚是熟人，案发当晚9时就去了文的家里，和县长侃大山。到了晚上11时左右，文建刚的家人都睡了，凶手开始动手作案，用大铁锤先把文建刚敲死。后来又陆续杀死了其他5位遇害者。凶手还供认，作案的只是他一个人，并无他人指使，他杀人也只是为了谋财”，而且，报道对凶手是如何被擒拿归案的细节也描述的一清二楚。

　　公众的好奇心是满足了，媒体也因此而吸引了眼球，可以扩大自己的发行量，不过，似乎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为公众与媒体忽略了：这种案情细节的披露会不会对案件的侦查产生不利影响呢？这件案件是11月28日发生的，离现在不过六天，并且案件也只是抓住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案发经过大多也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凶手根本就不止一个人，那么，其他凶手会不会从这种细节的披露中，布置好周密的反侦查措施呢？——要知道，文建刚生前任县长，因为打击非法煤窑的事情，不止一次收到死亡威胁，所以，雇凶杀人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媒体不是充当通风报信的角色，又会是什么呢？

　　一边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司法侦查工作保密的需要。一个社会要有健康发展，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必不可少，政府和司法机关必须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在具体的个案中，为了侦查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对于一定案情进行保密却是有必要的，媒体不分时间和事无巨细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对侦查工作产生负面作用。所以，媒体舆论监督与政府、司法机关的保密需要在一定时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相关法律没有制定前，我们媒体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在信息公开的博弈经常显现无序的状态。一方面，一些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对于媒体采访、对于信息公开进行阻碍、推诿、限制甚至打压。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向外界高调宣布若干“禁令”，其中规定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一律不得发布，等等。某县近日出台规定，对中央、省外媒体以及其他新闻媒体涉及问题严重、影响较大的报道采访，要求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另一方面，一些媒体也越界行使监督权，为了增加“眼球吸引量”，他们千方百计打探独家新闻，而不顾及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面对媒体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在信息公开上的冲突与博弈，应当进行平衡与协调。政府机关、司法机关要敢于接受监督和勇于接受监督，接受媒体监督和满足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的体现。而媒体在敢于监督的同时也要善于监督，要有一定的自制力，恪守职业道德，自制一方面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防止过早披露秘密危及案件侦查，另一方面，自制也是不给公权力阻碍、推诿、限制甚至打压媒体监督提供借口，提高媒体在公众面前的公信力。

　　“县长灭门案”是一件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公众非常关心案件的进展和案发的原因，所以，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分阶段、适时向公众和媒体披露相关案情，媒体也有权适时报道案件的进展，但前提应当是这种披露和报道不能影响到案件的侦查，不能先入为主，影响案件的审判。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