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子滨
 
　　“出狱后无家可归竟要求再回监狱”——12月25日《安徽商报》这则报道实在让人惊讶，这名男子犯盗窃罪被判刑2年6个月，服刑期间患脑血栓偏瘫，经治疗出院后仍不能行走，失去自理能力。尽管身患重病，但他表现突出，获得两次记功奖励，并确有悔改表现，法院为其减刑。获释后，因父母去世、妻离子散而无家可归，不得已坐三轮车到法院大门前，要求法院把他送回监狱。最终，法院通过细致工作将其妥善安置。

　　这一事件所传递的信息是复杂的。首先，这名男子的际遇有些特别，确实不能说有什么代表性；其次，监狱、法院在事件的每个环节上都是尽职尽责的，尤其是法院，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再次，我们不能责备这名男子，因为他连再去“偷”的能力都没有了，要求返回监狱，实在是令人心酸之举；最后，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监狱是好还是坏，因为对这名男子来说，监狱至少可以“安身立命”。

　　话是这么说，我们还是觉得不舒服，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监狱最不应该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些假想，甚至幻想，但也总比不想要好。想当初，这名男子犯了罪，判了两年半，我们的刑罚制度，能不能做个别的处置，不要把他关起来。不要迷信这两年半能够改变(向好的方面)什么，不要认为这两年半就能使他感到罪有应得，更不要希冀判这个人两年半就能警戒那个人不去盗窃。

　　毕竟，监狱在隔离排害的同时，剥夺了罪犯诸多的东西——有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自由；有的却是附带的，比如性权利，不过性权利可不像政治权利，后者是要明确剥夺才没有的。而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还能行使这个权利，比如参加选举，但性权利在没有被明确剥夺的情况下事实上被剥夺了。性权利那么重要吗？当然。很多服刑人员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的配偶即使愿意，也无法实现双方的性权利，只能另做打算。这样看来，被剥夺性权利的是两个人。接下来是离婚，是无家可归，是仇视社会，是一犯再犯。

　　被剥夺的除了性权利还有什么？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不是“一劳永逸”的，断绝了人际关系，改变了社会角色，原有的生存能力就会失去。劳动改造过程中培养的能力，回到社会上可能找不到用武之地。所以许多人赞同这样一个想法：把监狱变成一个封闭的社区，使之既具有隔离恶害的功能，又具有相对正常的生活，目的在于不使服刑期满的人遭遇妻离子散，也使他们不致失去交往能力等生存能力。因此，维系服刑人与社会的联系，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没有被判决明确剥夺的权利，就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还不要忘记，监狱是有成本的。国家不仅要养活罪犯，还要盖监狱、配狱警，而罪犯的劳动所得总体上养活不了自己。成本不仅在高墙电网之内，还在罪犯的家里，国家、社会往往要代养其家人。而国家、社会的巨额代价，事实证明没有兑现应有的产出。这要求我们正视一个现实：我们的治罪模式再完备，或者说审判方式再公正，那也不过是“生产”罪犯的环节，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消化”罪犯的环节。在我们还想不出完美的替代手段的时代，让我们考虑尽量减轻量刑，减少监禁刑。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不再迷信“刑罚越重，效果越好”。

　　整个事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法院，它做了一件大好事，安置了不该由它安置的人。这是个“良心活儿”，不能指望法院天天这么干，因为这不是它的职责。不过，我们也要提醒法院，它的职责也不是把犯罪人往监狱一送了事(即使是依法的)，它应当考虑社会效果。这样要求它并不过分，因为它是“社会的良心”。治罪、服刑本身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社会和谐，综合治理，少出罪犯，少判刑罚，少送监狱；不得不送的，也要尽量少剥夺，尽量少隔绝，使之顺利复归社会。这样的“良心活儿”，才是我们指望所有司法机构天天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