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提请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将“性骚扰”的涵义写进了地方法规。有委员表示，男性对妇女拥抱、接吻、抚摸身体，讲述看过的色情电影情节，有陌生男人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等行为，只要违背妇女意愿，都属于性骚扰。

　　将“性骚扰”的“行为规范”具体到“陌生男人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这不能不说是相关立法取得的又一“实质性突破”。因为，自从上海界定“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五种“性骚扰”具体形式以来，反对者一直坚持认为，眼神骚扰才是挑逗的最高境界。现在，有关立法机关终于成功地给“性骚扰”中这匹最难驾驭的“野马”也套上了笼头。

　　然而，社会实践才是检验法律的铁律。一部法律的出台，光有立法的热忱是不够的，其价值不能也不应该只是停留于白纸黑字，而在于规范、指导、评价和给当事人以救济。否则，法律就不是法律了，而是蜕变成了道德教义或者口号，既会有损于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应有的权威性，也是对有限的立法资源的浪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各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短缺的，立法、执法、司法同样要受这一客观现实的约束。具体到性骚扰立法，法律资源的投入与效率同样是立法者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其运用应该是理性的，既要考虑资源运用的约束条件，也要追求资源运用的最优最大化。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法律不是万能的，性骚扰立法亦不能“免俗”。“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性骚扰立法的活力在于为社会所用，没有这一点，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从现实的情况看，性骚扰案件依法得到司法救济的难度，就在于司法实践中的举证难，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难。对于举证困难的轻微侵害，处理起来往往是道德的强项、法律的短板，立法者大可不必取己之短，逐人之长，单单挑出这么一个弱项来努力。

　　其实，西方国家在性骚扰问题上的立法可谓不少，但为何性骚扰方面的案例依然层出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法律对此的局限性。就多数性骚扰案件而言，取得确凿证据并加以运用还存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障碍。如果这一法律的“瓶颈”（即法律可行性）得不到突破，“行为规范”界定得再细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毕竟，法律自身的规律不可违，即便要强不可为而为之，其立法的效益也是无法令人乐观的。樊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