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涉嫌贪污的女儿开脱罪责，中国银行全椒支行原行长戴忠柱，使用巨款大肆行贿，在短短数月间，一口气“麻倒”14名司法人员，最终也将自己从行长的位置上拉下。

　　贪官行贿受贿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不奇，但是，戴忠柱为“救女”所演绎的这场行贿闹剧，给笔者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戴的行贿技术之娴熟，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总结了戴行贿的手段，大抵有如下五种。

　　第一种手段：借助中间站“代贿转贿”。2004年10月份的一天，戴忠柱通过关系找到办理女儿案件的负责人、时任全椒县人民检察院纪检组长的翟某在合肥的弟弟、弟媳，要求翟弟在其女案件上给予“帮忙”，并将携带的人民币5万元请翟弟媳转送给翟某。随后不久，翟某到合肥取走戴忠柱“奉送”的这笔款子。戴对翟某的行贿方式是通过中间人翟弟媳“代贿”，然后再“转贿”给翟某。这里，翟弟及弟媳是“中间站”，充当了中间人，成为“代贿转贿”的二传手。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是：行贿人、受贿人不见面，不直接接触。一方面，避免出现行贿受贿的尴尬，防止行贿失败；另一方面，企图以此表示相互之间的“清白”。这种自为很聪明的行贿受贿方法，实则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这中间多了一个知情人，更加容易翻船。

　　第二种手段：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办公室竟成行贿受贿地点。2004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戴忠柱趁侦办其女案件的反贪局检察员汪某一人在办公室之机，迅速将2万元塞进汪某的抽屉。戴之所以选择在办公室给汪某送钱，因为在戴看来，办公室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很复杂，一般人不会在办公室行贿受贿，也不会想到会在办公室会发生行贿受贿的勾当。戴则正是利用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一辩证法，见四下无人，便“迅速将2万元塞进汪某的抽屉”。可谓老谋深算。但人算还是比不过“法算”，戴最终还是倒在法律面前。

　　第三种手段：探听虚实，伺机下手。这种手段一般发生在受贿人家中。2004年11月~12月间，戴忠柱多次到时任全椒县检察院检察长李某某家中，请求他对女儿的案件给予“关照”，在经过多次试探以后，戴忠柱最终成功地将一个装有5万元人民币的信封“丢”在了这位检察长的家中。2004年12月的一天，戴忠柱来到时任全椒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庭庭长刘某的家中，请求在其女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给予“关照”，同时送给刘某人民币2万元。行贿受贿能在家中完成，大概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双方比较熟识，有一定的交往和感情基础。二是行贿人和受贿人达成了某种默契。当行贿人几经努力，做出某种暗示后，受贿人的推脱很勉强，或很含糊，双方在潜意识里达成了某种默契，则行贿受贿就成功了。如戴“经过多次试探以后”，“最终成功地将一个装有5万元人民币的信封‘丢’在了这位检察长的家中。”这里，戴“经过多次试探以”是一种投石问路的手法，其用意是为了打探对方的心态，当获悉对方动摇后，就胆大了。

　　第四种手段：大胆行贿“功臣”。这种手段不论地点。因为对方有“功”，“按劳取酬”，无须禁忌，可以随时进行，“临时”地点也可为行贿受贿人巧用。如贪官的办公楼前、座驾及其它地点。如，为了表示对顾某某多次“帮忙”的感谢，一天晚上，戴就在“滁州市公安局的办公楼前”，送给顾某某人民币2万元。又如，2004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戴在自己的车子里再次送给翟某人民币5万元。这里，戴通过翟的弟媳成功“转贿”后，翟某已成为戴的工具，戴的胆量便大了起来，开车来直接找翟某，并在车上进行了“交易”。

　　第五种手段：利用“小贿不算贿”的麻痹法行贿。这也不需论地点，因为一点“小意思”算不了什么。如，戴忠柱“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场合”，送给全椒县法院原副院长郭某某、张某某、金某，民庭庭长尤某、审监庭庭长张某某及审判员高某某，价值2000至3000元不等的“购物卡”，请求对其女儿的案件给予“关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戴掌握了多种行贿技巧，善于琢磨受贿对象，也摸透了受贿对象的特性，然后充分利用有利的行贿地点，进行风狂行贿。

　　笔者分析戴的行贿手段，目的是希望反腐败工作者掌握了解贪官行贿受贿的手段，进而能促进反腐败工作。雪峰五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