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广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这是近年来深受社会广泛诟病的三大顽疾。此前有资料显示，在每年的公务开支中，仅公款吃喝就要花掉2000多个亿，而今这一记录又创新高：据国家信息中心一课题组披露，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费用已达到3700亿元。（见10月31日华西都市报）

    3700亿，可以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扶持多少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这笔帐用不着去精确计算，其结果无疑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就这样让官员们的一张张大嘴小嘴吃掉喝掉，能不令人感到痛惜？

    与这3700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陕西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日前，当地受灾群众从乡政府领到了由县民政部门下发的救灾款，平均每人一元钱。（见10月31日华商报）

    一元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在受灾后的群众手里，除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暖”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要搁在官员们的酒宴上去比较，恐怕还值不上一根象样些的牙签。

    关于公款大吃大喝，近年来中央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为什么此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有人将此归结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公款吃喝。当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正如刑法不能完全阻止刑事犯罪一样，如果不从体制内部进行严格的规范，不下大力气去抓官员的政德培育和素质修养，即使是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比如在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就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政府工作人员因公而不能回家吃饭，也没有“工作餐”、“误餐补助”一说，这样既没有财政的支持，又没有任何可以“吃”公家的借口，谁还会热心张罗着请人吃饭？再如俄罗斯，政府单位请人吃饭至少要完成五步手续，帐单也至少要有三个领导签字才能报销，整个过程有时要耗时数个月，如此繁杂、细致的申请、报销手续让人生畏，除非是万不得已，很多人宁愿自己掏钱请客，也不想去惹公款吃喝的麻烦。

    反观我们，花起公款来比人家就要方便的多，也大方的多。在一些部门、单位，不仅财政预算中有专列的招待费用，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来为公款消费提供便利；入不敷出，还能够申请财政计划外拨款。单位领导，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有时只需要点个头，表个态，连正常的财经手续都不必履行，就可以动用公款用于各种名目的招待、接待。存在于管理、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无疑给公款吃喝打开了畅行无阻的方便之门。

    如果我们的财政能够减少甚至完全断绝对公款吃喝的“供奶”；如果我们的公共舆论监督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公款吃喝必须填写“请客计划”，必须详实说明“去哪儿吃、吃什么、价格如何、请吃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够切实做到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会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而断送政治生命，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杜绝公款吃喝，至少，也不至于会出现公费吃喝开支每年以近千亿增幅飚升的局面。

    表面上看，3700亿与人平一元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时下，有关官员们吃喝的百态丑闻并不少见，一些地方政府即便是穷的发不出工资，没有办公经费，仍照样不误“吃喝”，没钱了就去赊帐，就打“白条”，甚至不惜卖掉办公楼，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嘴巴吃亏。而一旦需要投资公共事业，需要对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则往往是捉襟见肘，难上加难。在发放人均一元钱救灾款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或许确实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有没有通过压缩行政开支规模、削减公务招待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等方式，来表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3700亿，一边是受灾群众人平一元钱的救灾款，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令人感受到的又何止只是数字带来的震撼！